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路径和选择.doc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路径和选择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来发展人民民主，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要达此目标，从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上铲除“官本位”现象的残余极为重要。 所谓“官本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以官员的意志和利益为轴心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二是指以官职的有无与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民本位” 相应也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权力是由人民赋予并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体制；二是指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官员的主要价值取向。显然，坚持“民本位”是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认清“权力是谁给的”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了，但对于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要用先进的“民本位”的政治文化取代腐朽的“官本位”的思想影响，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转变观念非常重要。要围绕“权力是谁给的”这个根本问题，树立“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观念。在官民关系上，实现由“主人”向“公仆”、由“家长”向“儿女”的转变；在权责关系上，实现从“重权轻责”向“慎权重责”的转变；在“当官”与“发财”的关系上，实现由“升官发财”到“当官别发财、发财别当官”的认识转变。而且，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口头上承认这些。即使我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著述，也没有谁公开宣扬过“以官为本”，没有任何朝代宣布要实行“官本位”制度，有关“民本”的言论却很多。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 官本位最集中的表现和最致命的危害，就是当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与掌握他命运的上司的意志相悖时，他会为了自己的仕途而放弃后者，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因此，必须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把那些“双重人格”的领导干部换下来，用那些坚持党的宗旨意识、真正确立了“民本位”观念的干部顶上去，才能保证改革的健康推进。 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要从体制机制上去除 “官本位”观念至今仍有市场，是和人们羡慕一些领导干部的社会地位和特殊待遇分不开的。这就是所谓“身份性消费”，也就是说消费权利因人而异，具有专属性，必然遭致普通群众的不满。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当年就是靠打着反腐败、反特权的旗号，赢得了人们支持的。新中国成立后，也仿照苏联对领导干部建立了住房分配制度、“特供”制度、医疗保健和疗养制度等相应的待遇，但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经过战火考验的理想主义的一代，大都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但也必须看到，在经过几代的传承后，有些新提拔的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感情都淡漠了，各种特殊待遇却保留甚至还膨胀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领导者决定干部升迁的情况下，为领导服务的质量，是一些“行政主管”获得晋升的主要手段。 我国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产生于战争年代保障担负重要责任者的需要，也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关。而且，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公职人员的收入就显得越稳定、越有优势，“官本位”意识也越浓。东部沿海地区的餐馆招呼客人多称“老板”，而西部不发达地区多称“领导”。要克服“官本位”，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缩小社会分配差距。其实，在一些物质生活资料丰裕、各种消费服务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员一般都没有公家提供的住房、公车、保健医疗，其待遇体现在足以保证其过上体面生活的薪酬上。而社会的普遍富足，也使官员的收入并不突出。因此，随着我国人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排他性的“身份性消费”会逐步减少，货币性消费会逐渐增加。 实行“官位”开放，变“官本位”为“官本分” 在权力仍然缺乏足够的制约监督的情况下，当官掌权便成为了“快乐当中最快乐的享受”。可以说，“官本位”的本质是“权本位”，是对权力运用、滥用、享用的崇拜。因此，消除“官本位”最有力的措施就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在上级机关甚至领导者个人选拔干部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官帽”不是人民群众给的，能否升迁也不取决于一般群众，要求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公仆意识是不现实的。因而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绝也是不奇怪的。实行“官位”开放，进行公开选拔、公开竞选，实施“民”可以考官、罢官，从体制层面真正把“官帽”、“官运”交给人民群众，就必然能将民畏官变为官畏民，从“官本位”变为“官本分”。 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质量 要巩固从“官本位”到“官本分”的转变，除了要以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官员行使的公共权力，还要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以权力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 大量事实证明，偶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