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表现形式思索.docVIP

合同诈骗罪表现形式思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一些犯罪分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使得合同诈骗案件逐年增多。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这种形式，是区分合同诈骗罪和其他诈骗罪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含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一直存在着争议，刑事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书面合同能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均不持异议，但对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截然对立的观念。 我们从一则案例来看看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在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差异。如：2000年11月，被告人秦卫石化名为泰兴石，为牟取非法利益，以虚构的“韩丽装饰品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上海舟士塑料厂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订购塑料窗帘配件。双方对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事项达成口头协议，并约定了付款期限。2011年1月3日，被告人秦卫石从该厂提取价值人民币52500元的塑料窗帘配件15000套，将货物用于抵债后逃逸。检察院以被告人秦卫石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秦卫石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与定性均无异议。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秦卫石虽未与被害单位签订书面合同，但就货物的名称，数量，价金等均已达成协议，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但罪名不当，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秦卫石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秦卫石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定性不当，建议改判，在客观上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的行为。从立法者使用“签订”一词的本意来看，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理解为书面合同。设立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应当指的是利用书面合同实施诈骗。被告人秦卫石骗取被害单位财务的方法是利用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未以任何书面形式签订合同，故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利用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构成要件，其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秦卫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以订立口头合同的方法骗取他人财务，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决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为书面形式，因为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既不与司法实践脱节，也考虑到了合同法律的变化情况（如扩大合同主体，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等），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混乱，同时从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也不应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已经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成灵活多样的书面，口头等形式。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客观存在之物，是可为其他事物所证实并为人所认识的，只要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且诈骗事实成立，即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口头合同亦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理由如下： 1、从立法上看，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并未予以说明或限定。因此，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应当以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为基础。1981年的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是以书面合同为合同要件，不承认口头合同，而在执行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是以当时《经济合同法》为基础，亦认为合同诈骗一般以书面合同为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正式颁行后，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还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口头合同明确成了经济合同的形式之一，因此，在刑事法律就合同诈骗中合同形式未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的所有条款所涉及的合同概念自然也该随之变化。 2、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有各自的调整对象。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合同范围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这是成立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的基本特性。而合同是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只不过是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对合同的评价，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如果合同不具有上述特征，则不论其是何种表现形式，利用该合同诈骗都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如果合同具有上述特征，则也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如何，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由此，将口头合同乃至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归于合同诈骗罪中，不会导致特别法条（合同诈骗罪条款）架空普通法条（诈骗罪条款）的现象，他们仍然有各自调整的对象。 3、举证困难不能否认口头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存在形式。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缺乏合同内容的客观记载，故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举证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不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