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约及晚清中国融入国际社会.doc

国际公约及晚清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摘要]国际公约是中外条约关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扩大国际交往有着特别的意义。晚清是中国接触和参与国际公约的萌起阶段。在这期间，通过参与国际公约，中国形成了一条以相对独立、平等姿态融入国际社会的新途径，拓展了融入的程度和范围，并且增强了融入的主动精神和自觉意识。这样一种相对独立、平等和更加主动的发展面向虽然未能使中国突破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人适应形势变化，尝试新方法、探索新道路的努力。这也正是近代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持续动力。同时，从晚清中国参与国际公约的历程，亦能深刻体会图谋求变的弱国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 [关键词]国际公约，晚清，融入国际社会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27—08 晚清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内容。就融入国际社会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意味着“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环境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互动关系”，“接受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国际规则、制度和行为准则”翻。笔者以为，除此之外，至少还应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相对独立且平等姿态的保持；二是自处国际社会之内的自觉意识；三是在国际接轨的同时维持本国特色。晚清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它走过的道路是多元而曲折的。其中条约关系的建立是这一时期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开始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被强行拖入国际社会。不平等条约体系由此构筑了近代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之后，在晚清政府的主导下，中国也开启了参与国际公约的历程。国际公约是旨在处理和规定国际社会之共同事务的多边造法性条约。其性质与不平等条约不同，它所构建的是相对平等的条约关系。而且，参与国际公约代表了一国与国际社会主动加强联系，并通过承担条约义务，逐步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发展趋向。晚清中国先后参与了20项左右国际公约（包括同一国际公约后来修订者）。对于深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的中国来说，这一参与国际事务的崭新实践对于融入国际社会，扩大交往有着特别的意义。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以国际公约的参与为切入点，从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程度、范围及观念意识等方面揭示晚清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一、以相对独立、平等姿态融入国际社会的新途径 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开端，西方列强通过诉诸武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不平等条约制度，从而把中国强行拖入近代国际社会的系统之中。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强国之间的条约规范有很大差异。它仅在形式上平等，而其产生、变更、终止以及条约义务的履行等各方面皆有违公正的国际法准则，实质上是列强实施殖民掠夺的工具。这使中国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际社会的底端和边缘，并且遭受着无尽的欺凌和压迫。与此不同，国际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平等条约的范畴。对于晚清中国而言，参与国际公约是以相对平等姿态融入国际社会的一条新途径。 国际公约反映的首先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它是在国际会议上经多国协商通过或签订的。其制订的国际规则不是建立在压制或强迫之上，而是以参加国的共同意志为合法基础。一般而言，出席公约制订会议的各国多是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同等的代表权及投票权；同时各参与国享有公约赋予的相同权利，并肩负履行公约条款的同等义务。晚清时期，中国大都是以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派出外交代表参与到相关公约的议订进程之中。而且，就所参与公约的内容而言，绝大多数条款都是针对所有缔约国或入约国而统一规定。即便是少数公约规定各国所承担的国际事务办公经费有等级差别，但也体现出自由平等的原则。比如《国际海关税则出版联盟公约》就明确规定各国按照贸易额的大小分等级承担不同数额的会费，因此中国最终按照贸易额承担了三等会费。另外，《和解公断条约》和《罗马万国万国农业会合同》所涉及的办公经费的承担也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中国都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承担一等会费。 另外，在参与国际公约的实践中，中国外交代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本国在这一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平等地位十分重视。并且，在国际事务的具体安排上也开始以平等姿态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有必要还会与其他国家比争，要求平等对待。 其中，对自由处置之权的强调即是一个重要体现。譬如，在接受第一次保和会入会邀请时，中国就强调了“准驳之权在我”（也即中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入约）。而在第二次保和会上，中国代表陆征祥还声明中国对会中“提议”及“应议”之件之“不置可否之权”和“随时陈议或请改之权”，借此“一以示不受各国之范围，一以留日后操纵之地步”。而在议订条款的过程中，对于列强试图用不平等原则压制小国或弱国的行为，中国代表也进行积极地抵制和抗争。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