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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刑事错案纠正机制思索近年来，错案、冤案不断被媒体披露，引起社会关注。从王子发杀人、佘祥林杀妻、赵作海杀人等一系列重大冤案的纠正看，无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要么是真凶现身，要么是“死”者复活。在这些偶然因素出现之前，无论证据有多大缺陷，无论冤者如何申诉鸣冤，都因被“盖棺”而毫无作用，纠错机制几乎完全失灵。防止冤案错案固然重要，但及时、有效的纠正冤案错案更加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错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效的刑事错案纠正机制是法治完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有错不纠，甚至制造新错掩盖旧错，是对当事人、社会正义和司法公信的再次伤害、加重伤害。笔者拟结合有关案例，分析刑事案件纠错难的原因，探讨完善刑事错案纠正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刑事错案纠正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 （一）法律层面的因素 一是“互相配合”异化为个案协调阻碍了错案纠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别承担着刑事侦查、公诉和审判职能，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完成刑事犯罪案处理的全过程。这应该是互相配合的本意。但在司法实践中，互相配合往往演变为个案协调，个别公检法机关对于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事实模糊不清的案件，往往通过协调达成共识，“统一口径”、“统一处理结果”。个案协调完全脱离了“互相配合”的本意，更取代了“互相制约”的权力制衡关系，阻碍了错案的揭露、纠正和解决。因为，错案尤其是冤案的形成，是个别有关机关通过协调而“忽略”重大瑕疵、“消除”分歧的结果，为了掩盖错误、免除责任，个别公检法不仅统一了答复口径，而且可能尽量拖延、阻碍纠错。 二是缺乏期限规定拖延了错案纠正。纠正刑事错案必须依法启动再审或重审程序，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规定，导致久拖不审、不决、不纠，这些明显的不合理、不公平却合法，无需有谁承担责任。在王子发案中，真凶现身自首，属于有新的重大证据证明王子发蒙冤入狱的可能极大，有关机关本应以高度的敏感性、责任感，立即启动对真凶杀人案、王子发“杀人”案的审理程序，尽快查明真相；即使一时难以查明真相，但只要给王子发定罪的证据予以排除，就应当立即释放王子发。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有关机关一拖再拖，导致王子发多在狱中冤枉服刑3年半，引起了公众的一片质疑。由于没有启动纠错程序的期限，不仅使错案纠正遥遥无期，而且无法追究拖延者的责任。 三是缺乏特殊救助规定弱化了错案纠正。发现刑事案件明显是冤案后，本应立即释放蒙冤者，以及时有效的减轻错案对当事人造成的严重侵害。但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特殊救助措施，只能按照一般程序一步一步走，而错案纠正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较短也可能较长，导致蒙冤者可能继续较长时期被关押。严重伤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弱化了错案纠正的效果。 （二）利益层面的因素 错案尤其是冤案的发生，无疑将对原办案机关和案件承办人带来不利影响，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前途、政绩名誉、国家赔偿、责任追究等等。尤其是原来的办案人员和单位领导，很可能因为当时办案“成绩”突出而得到表彰奖励甚至职务提升。为了保住名誉、地位等既得利益，他们忌讳错案被发现、被纠正。还有一些人本就内心“有鬼”，当初通过刑讯逼供、伪造有罪假证或隐匿无罪证据而制造了错案，一旦错案被确定、纠正，将意味着承担刑事责任，出于本能，他们也会阻碍错案的及时纠正。 （三）制度层面的因素 一是缺乏集体回避制度导致错案纠正难。我国现行法律没有专门设定集体回避制度，只有极少数案件通过上级指定异地管辖实现集体回避，对于多数错案而言，主要靠原办案机关启动有关程序自行纠正。但理论和实践证明，自行纠错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 二是攀比零错案导致刑事错案纠正难。从理论和实践来说，错案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司法机关既要努力防止错案，也要以客观的心态看待错案。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我们要求零错案无疑是正确的；但零错案不单是为了目标考评，更不是有了错案而加以掩盖不予纠正。有些人片面理解零错案，不是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去追求，而是在错案发生后千方百计掩盖，把确认和纠正错案看成影响零错案政绩的大敌。《南风窗》记者在采访张冲波错案不被纠正的原因时得知：纠正错案就意味着法院办错案，法院面临“问责”和“赔偿”，影响法院的政绩和形象，直接影响上级院的当年评先资格。从本质上说，及时有效地纠正错案，使其回归正确的轨道，在事实上消除错案，才是真正的零错案；而有错不纠，恰恰不止是一个错案，而是错上加错，并没有实现零错案。执法人员应当追求实质上的零错案，把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摒弃表面的零错案，把考评作为促进公平正义的手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