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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特殊师范教育发展回顾及思索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是我国师资培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特殊师范教育走过百余年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现在处于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分析解决制约特殊师范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实现特殊师范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提。 一、1949年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 1、特教教师的培训方式 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是伴随19世纪末特殊教育学校的产生而萌芽的。1874年和1887年，英美两国传教士分别在北京和山东烟台地区开办了“瞽叟通文馆”(今北京盲人学校前身)和“启?学馆”(今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前身)，标志着我国特殊教育的产生。外国人要教中国的残疾学生显然力不从心，因此，他们在办校初期就考虑到培训中国特教师资的问题。据载，烟台启?学馆创办人之一米尔斯夫人(A.T.Mills)曾开展过聋教育师资的培训。培训初期采取的是个别训练的方式，到20世纪20年代转为办师范班的方式。据王立夫的《烟台启痦学馆简介》记载，聋教育师范班“为期一年，学费大洋百元，膳费自备”。当时的培训非常简陋，据参加过培训的学员回忆，“虽有师范班名义，但未见有何专为师范生研究之课程。每日除随班上课见习，或自己试教一班外，仅有聋哑教育讲义撮要十数页略供参考而己”。 如以办师范班论，当以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1912年于南通举办的“盲哑师范科”为最早。张謇先培养特殊教育教师，而后于1916年举办南通盲哑学校，足见张謇先生深谙教育之规律。此后，有的特殊学校也开设了培训盲教育教师的“师范科”，正常人和盲人兼收。 1949年以前特教师资的培养处于无政府、无计划、无系统的状态，一直没有专门的师范学校。吴燕生1935年所著的《聋教育常识》描述当时聋校“各校之间，彼此既无联络，又无组织，至于研究学术，交换心得，更无机会”。他指出，“在政府方面，对于聋教育，尚无统一之领导，与培养师资学校之设立，是以现有各校之教授方法，课程标准，修业年限，行政方针，殊难一致，此皆障碍吾国聋教育进步之一重大原因也”。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也对1949年前特教师资的培训情况作出如下评述：盲教育“师资之训练，仅教育部特设盲哑学校设有高中师范科，滇光瞽目学校设有师范班(招收盲人)，及成都基督教盲哑学校代办盲人师资训练班(常人盲人兼收)”每年毕业者不过十余人；聋教育“师资奇乏，且无专设训练之机构”。况且，那时的特殊教育师资培训途径以附设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师范班为主。其中，又以外国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和我国民间人士举办的私立学校的培训为主；以短期为主：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主。 2、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与特殊教育相关的课程　 1935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出版的《师大月刊》第20期刊载的《大学教育学系之课程》一文中列举了10个教育院系的课程现状，其中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五校开设了“变态心理”“变态儿童心理”“特殊儿童心理”“智力及品格测验”等与特殊教育相关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当时像陈鹤琴这样的著名教育家极力呼吁师范院校要开设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特殊教育师资，改变当时只有特殊教育师资的在岗培训，而无就职前培养的畸形状态。1947年他在《关于特殊儿童教育》一文中写道“为要推广特殊教育，必须立刻着手特教师资的培养。但是这一个事业在中国尚未开创，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简直可说没有。这只得借助他国的专家，来帮助我们训练师资，各师范学院应增设特殊教育系，敦聘国外的特教专家来讲学。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应遣学者到欧美各国去考察，以作我国开展特殊教育的借镜”。同年，又在《关于发展儿童教育的四个建议》一文中提出“设立国立儿童教育师范学院”，下设幼稚教育系、国民教育系、特殊教育系三系。在特殊教育系附设特教师范一所，下设：盲童学校、聋哑学校、残废儿童学校、神经病儿童学校、天才儿童学校、低能儿童学校。此外，陈先生还专门在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讲授低能儿童研究课程，撰写了很详细的讲稿。 3、1949年前特教师资培养中值得重视的经验 首先，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张謇先生1912年撰写的《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之意旨》指出了特殊教育师资与普通教育师资的区别，以及本国培养特教师资的重要性。他说：“知师范学校之重要而建设者，殆及于中国行省十之五六矣，则非残废之儿童，不患教师之无人。惟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除英美德教士于中国所设之二三盲哑学校外，求之中国，绝无其所。考西国人丁册之调查，每千人中有盲哑二人；以此衡之，中国四万万人中，不将有八十万之盲哑耶?盲哑累累，教育无人，将欲延聘西师乎?资重而不可以时得，权且不操于我。欲求校中之可为师，恐亦难应我盲哑学校之分配。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