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探究.docVIP

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探究摘要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交叉路口，水环境日趋恶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跨行政区水污染问题为资源环境有效配置、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下游地方政府及人民之间矛盾解决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以江苏浙江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结合国外跨行政区水资源管理经验，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间的矛盾。解决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较为可行的方案是：保持以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结构基础上的管理体制，通过机构、机制、法规等综合性改革来协调当前管理体制中流域及区域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矛盾。 关键词 跨行政区；流域；管理机制；流域/行政区域管理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03-07 中国水环境的日趋恶化，除了自然原因，更多的来自人为因素，跨行政区水污染就是水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因流域的整体性和人为行政区划分割间的矛盾、排污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地方政府在无强制力协调解决环境问题的博弈中上下游地区难以合作，在跨行政区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中低效甚至无效。2001年江浙交界水污染引发的筑坝事件、2003年山东薛新河污染导致江苏徐州市停水半个月、2004年河南安徽污水下泄导致淮河污染的爆发、2005年松花江重大跨行政区水污染事故等都从表象上说明目前我国流域管理体制尚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研究表明，水资源流域治理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能否协调好各行政区在跨界流域水资源使用、水环境规划和水污染防控中的利害关系。江浙边界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控管理模式的初步探索，它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协调了两省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害关系，缓解了两省因对水的利用超过了本区域水环境承载能力而产生的矛盾。本文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跨行政区流域水资源管理经验，为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实证依据，系统地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 1 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概况 1.1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状况介绍 江苏省苏州市与浙江省嘉兴市的水污染纠纷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嘉兴、苏州纺织行业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江浙两省交界处水质开始恶化，水污染纠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连年不断。苏州市盛泽镇与嘉兴市王江泾镇为邻，麻溪港为两地界河（麻溪港是嘉兴市接纳上游流水的一条河流，全长约13km，河宽40～80m，是杭嘉湖北部地区向东的排水主通道之一）。盛泽镇是个具有纺织印染业传统的工业重镇，20世纪90年代初该镇的印染业得到高速发展，但与之处理能力配套的污水处理、管网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量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印染废水直接排入流向嘉兴市的河道，嘉兴市北部水域水环境开始受到污染。 1.2 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建立过程：水污染防控合作的政策演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浙交界水域的水质逐年恶化，且边界水域水污染纠纷年年不断。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纠纷重大事件及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3.5-1994.12）：江浙边界水污染事件初见端倪，两地在国家上级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共同处理因上游水污染导致的下游渔业经济损失问题。其间发生过3次因造成经济损失较大、双方赔偿处理意见不合引起的事件，以1994年7月双方因赔偿问题引发的冲突为该阶段的标志性事件。1994年9月，全国环保执法检查团踏勘污染现场，检查团检查后对盛泽污水污染嘉兴市北部水域提出4条处理意见，包括建议苏州、嘉兴建立联合监测体制。至此，江浙两地开始形成水污染协同防控产生合作的意向，但尚未采取有效的合作治理行动。 第二阶段（1995.1-2002.1）：江浙边界水污染事件频频发生，两地预建立水污染协同防控机制。1995年1月，为落实国家环保总局的处理意见，嘉兴市环保局与苏州市环保局共同协商共同监测事宜，双方在具体监测方式上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协商破裂。此后，至2002年1月的7年中，两地因上游污水排放超标导致下游渔业、养殖业遭受经济损失要求赔偿未果，引发的水事纠纷频频发生，且事件和冲突的态势呈现逐步升级的趋势。其中，受到国家上级部门高度重视的事件和纠纷多达6起，并在2001年11月的“零点事件”（嘉兴市北部长期受污染损失严重的渔民自筹资金，以沉船筑坝的方式拦截苏州市南部排放的污水）中双方冲突达到顶点。“零点事件”引起国务院、水利部及环保总局的高度重视，并在事件后出台了协调江浙边界水污染纠纷和水事矛盾的协调意见，对两地建立边界水污染防治的工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