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猛诚可伤-论宋代虎患治理.docVIP

虎猛诚可伤:论宋代虎患治理[摘要]宋代是我国虎患频发的历史时期。随着对虎及虎患认识的深入，统治者开始把捕杀作为应对虎患的主要策略，官方鼓励民间自发的捕虎行为，但严禁滥捕乱杀。宋政府还倡导用祭天祈神、道德感化、佛法降服等辅助手段来应对虎患。通过以上途径，宋政府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虎患问题，还使民众获得了战胜虎患的精神力量，体现了宋人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 [關键词]宋代，虎患，“天人感应”学说，保护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10—06 虎患在我国古代又被称为虎暴、虎孽，主要指虎对人、畜的攻击与伤害，它是我国古代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宋代是虎患频发的历史时期，虎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宋代的史料中也可看出，如“长安素好多虎”，“泰山素多虎”，“归、峡间多虎”，等等。面对严重的虎患现象，宋人欧阳修也不禁感叹曰：“猛虎白日行，心闲貌扬扬。当路择人肉，罴猪不形相。”但长期以来，学者对虎患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秦汉与明清时期，对宋代的虎患问题则關注不够，至今尚无专门的研究成果，仅有个别学者在相關研究中有所提及。如魏华仙在《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一文中通过检阅《宋史》《夷坚志》等史料，统计出宋代虎患十一起，这些虎患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程民生的《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列举了宋代发生的数十起虎患，并认为：在宋代，老虎遍布绝大多数地区，除京师开封府以外，各路均有分布，连平原乃至城市都有老虎活动。人地矛盾的加剧，使虎患时有发生。以上研究都涉及宋代的虎患现象，但均未讨论宋代官民如何应对虎患这一重要问题。事实上，由于社会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宋人已开始把虎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虎患的发生不再仅仅是“天谴”，还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息息相關。虽然“虎为灵物”的传统信仰依然存在，但虎的神话色彩已逐渐开始消退。观念的进步导致宋人对虎患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应对措施上也由以往的被动逐渐转为主动。 一、宋人对虎及虎患问题的认识 我国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相处中，早就认识到虎的凶残与威力，由敬畏进而产生崇拜，不仅把虎视为守护四方的灵兽之一，还视其为农业的保护神。如《礼记》中就有“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的记载。同时，虎在民间信仰中还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能驱避凶邪，消弭灾祸。如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在各种宗教中，虎也是被崇拜的对象。如在道教，虎既是天上的星宿，又是生命守护神。这些传统信仰在宋代仍有广泛影响，如宋人对虎依然充满畏惧，诗人王令对此深有感触：“猛虎出白日，其欲未易量。人人有怒心，常惺不敢戕。”不过，这种畏惧不仅源于民间信仰，更源于现实中惨烈的虎患： 近岁平江虎邱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蛇骨亦有之。闻虎之饥，则兼果实皆啖，不特兽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饱则展转于中。傍居之人熟窥之，凡食男子必自势（手臂）起，妇人必自乳起，独不食妇人之阴。 以上记载可谓惊心动魄，把虎作为猛兽的凶残本性描述的淋漓尽致。类似的情形在宋代文献中时有记载，如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虎入萧山县民赵驯家，害八口”。至道二年（996年），“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频发的虎患不断强化着人们内心的惊惧，以至于谈虎色变。如程颐曾遇到一位虎口余生之人： 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旁有数人见他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说了有畏惺之色。盖真知虎者也。 尽管虎患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宋人也常常匍匐在神像下战栗祈祷，但是，“宋代是生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此有许多思考和探索，对生态环境表现出或自觉的明确认识，或朦胧的肤浅见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加之人虎之间的频繁接触，宋人对虎的认识也渐趋理性，开始把它放在人与自然的生态角度去认真思考。如朱熹认为，虎同人一样都是“以太极之旨而论气化之事”所产生的，“是天地间所有之物，有此物则有此理”。虎既然和人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就没有必要过分惧怕它：“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理。” 同时，宋人对虎的许多习性也开始进行总结。如虎怕荆棘，在虎出没频繁的地区，乡村农家经常把荆棘挂在墙上御虎：“猛虎出林行，咆哮取人食。居人虑虎至，荆棘挂墙壁。虎乃爱其身，惊遁不近侧。”又如：“猛虎不食伏肉”“猛虎畏白日，孤客莫夜行”，“虎出百里外，则迷失道路”，“或有遇之者，当作势与之敌，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不行曲路故也”。“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声，以威慑人。人或不惧，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儿不知惧，则虎畏而不食”等。以上认识的进步和经验的总结极大地增强了宋人战胜虎患的信心和勇气，正如欧阳修在《猛虎》诗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