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docVIP

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出生于1911年12月13日的俞芳老师，是著名的“俞氏三姐妹”中的老二。7岁丧母，今已102岁。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她，桃李满天下；历经磨难的她，终生未婚，恬淡安然地守护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在俞老满门弟子中，不仅有“武侠大师”金庸，也有像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与夫人朱竹英这样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德高望重的俞芳老师，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 偶识俞芳 我有幸认识俞芳老师，是在1981年浙江省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时。不知不觉间，也已31年过去了。 当年，研究鲁迅先生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是一个“禁区”。别说公开“研究”，就是私下议论几句也不允许。在会议期间，我得悉俞老师与鲁迅以及鲁迅母亲鲁瑞、朱安关系密切。于是，在开会时，我总设法坐到俞芳老师身边，轻轻地向她发出话题，但每当提起鲁迅与原配夫人朱安的事，俞老总是莞尔一笑，只给我一句淡淡的回答：“那时是封建包办婚姻。”我知道，她在尽力避开当年的“禁区”话题。 会后一个月左右，她的新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3200册。1981年12月22日，我收到她寄赠我的这一本书。打开书页，凡排版时存误的个别错字，俞芳老师都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将纠误的正确的字，写在行旁空白处，并且也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再用直线相连以示之。如此认真，一丝不苟，令我叹服！ 1982年秋，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又与俞芳老师见面了。在会议期间，她给我题了一幅字：“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愿与李丹同志同勉。俞芳 1982，10，20”。 自1986年由我母校杭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郑择魁教授（1935—1999，天台县人）出任浙江省鲁研会会长后，浙江省召开鲁研年会，郑老师常会给我一个“美差”：让我到西湖区学军中学去接俞芳老师。那时，街上没有出租车，三轮车也免谈，除了挤公共汽车乘坐几个站，就得穿街走巷步行。就连会长郑择魁也是骑着他的那一辆老式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郑老师对我说：“在会议期间接、送、照顾俞老的有关事宜，就拜托给你了。”就这样，我跟俞芳老师开始熟悉。所谓的“接、送、照顾俞老”，实为给了我能跟俞芳老师有着散步式的聊天机会，可以海阔天空，谈古论今。 俞芳与鲁迅的渊源 俞芳与鲁迅先生一家的关系的确相当密切。诚如周建人在俞芳著作《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序》中所说：“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和鲁迅在砖塔胡同相处了九个多月，以后又常常到西三条胡同去。鲁迅南下以后，俞氏三姐妹还常常去照看鲁太夫人，所以，她们是很了解鲁迅当时的情境的。”查读鲁迅研究史料，知悉在1923年7月19日鲁迅先生与他的大弟周作人决裂，“怡怡兄弟，成为参商”，鲁迅先生便“携妇迁居”到俞芳父亲俞英崖（1876—1955，蔡元培的朋友，同盟会会员）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的家中租住，租金每月8元。俞芳在书中回忆说：“八月二日下午，大先生一家搬来了。记得大先生初搬来时，他身穿白夏布长衫，留着短胡须，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61号虽只住了九个多月，却给小俞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鲁迅先生送给“俞氏三姐妹”每人一盒彩色积木；他曾用毛笔替小俞芳修改她用铅笔写在香烟壳上的童话，指导小俞芳如何使用标点符号，教俞氏三姐妹做体操；有一次他曾用温开水给小俞芳冲洗她在削铅芯时飞入眼睛的铅末；他还常常给俞氏三姐妹讲一个又一个的绍兴民间笑话。俞氏三姐妹跟鲁迅先生住一屋，融洽相处，他们之间，总没大没小地叫着“野牛”（大姐俞芬生肖属牛）、“野猪”（俞芳生肖属猪）、“野蛇”（鲁迅生肖属蛇）。俞芳称，“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是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我问太师母：信上怎么称呼？信后怎么署名？太师母告诉我：称呼豫才，署名母字。”“我尽量按照她老人家的口气写。信末写母字后，我自作主张加上（俞芳代笔）。信稿写好后，我慢慢念给太师母听，她听到不合适的地方，就提出意见，叫我修改，改到她老人家满意为止。然后誊清，请她过目。老人家看到（俞芳代笔）四字，表示满意，并加称赞。最后由我付邮。” 俞芳上小学时，她和三妹俞藻要从北京市笃志小学转入培根小学，按照那时学校的规定，每个新生入学，都需要填写一张保证书，保证书要有保证人的签名盖章。小俞芳与小俞藻就一起去找大先生。鲁迅了解到她俩到笃志小学上学需步行一个多小时，离家太远，需要转学，就一口答应了做她俩的“保证人”，鲁迅立即给填写好了保证书并签了名，盖了章，还勉励她俩认真读书。 鲁迅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老屋南房居住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小说集《彷徨》中的《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