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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手段重构及环境法变革方式 　　关键词：指令性国家干预；指导性国家干预；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整合与重构；环境法变革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6.08 　一、“国家干预”作为环境法调整方法之理论证成 国家干预作为一种法律调整方法，广泛并深刻地应用于经济法理论及实践之中。其内在逻辑在于：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经济法[1]。然而，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干预市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万能的，有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而导致干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国家干预既是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又是对政府失灵的预防和干预，可以被称为“双重干预”。 　“双重干预”作为法律的调整方法不仅体现在经济法中，还体现在环境法中。环境法作为独立于经济法而存在的部门法，以调整方法的综合性著称，除了应用民法“意思自治”和行政法“行政管理”的调整方法以外，大量应用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调整方法，在克服环境外部性，纠正环境信息不对称，防治污染、自然资源产权界定、推进清洁发展、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环境问题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相伴而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可以纠正人们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外部不经济性的造成者或受影响者数量众多，造成者和受影响者达成协议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市场机制对市场主体造成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无能为力，因此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3]。 　“双重失灵”引入国家干预，给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变革增添了新的活力。在环境法调整方法运行所面对的诸多现实挑战之中，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双重失灵”问题，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4]。 　（一）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以及环境问题 　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5]。与私人产品相比，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供给的不可分性[6]。环境的非排他性特点构成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进而形成了环境问题，而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或私人产商又不愿为公共环境问题单独承担成本和费用，其供给的不可分性（或称为非竞争性）容易被其他个体“搭便车”，因此，环境以及环境问题都具备了完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作为资源配置最大化的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环境及其问题的公共产品困境，因此，环境及环境问题的公共产品属性的克服需要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就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环境公共产品的竞争性进行干预和引导，主要体现在：（1）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提供良好生态环境的供给；（2）政府在环境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引导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应用，以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 　（二） 环境“外部性”的均衡化需要国家干预 　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外部不经济理论”，又称为“外部性”理论，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当一个个体的行为给其他不相关方当事人带来成本或者利益，但是该个体在作出决定时并没有将这些外部影响考虑进去时，外部性就产生了[7]。外部性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经济，这是好的、积极的影响；另一种是外在不经济，即是坏的、消极的影响，亦称为负外部性[3]542。这两种形态在环境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一方面是个人对环境保护所做出的积极行为，如植树造林、荒漠治理等，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 　经济学上对于环境外部性的处理在于实现“纳什均衡”，即在环境行为者（包括环境保护者、环境污染者或环境破坏者）与社会公共相对方之间形成最优的利益配置状态。因此，为了鼓励环境正外部性行为，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激励机制；为了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政府则应当将其溢出成本内部化，采取一系列成本内化的制度和措施。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环境“外部性”的均衡化都需要国家干预。 毕业论文 　（三） 环境信息不对称 　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了上述两种归属于环境本身和经济人的特性外，导致市场本身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1）环境信息分布不均；（2）环境信息的间隔性，是指环境负外部性行为与行为后果在时间上或在地域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致使环境信息不能在负外部性行为作出当时就被受害人或第三方所知悉；（3）环境信息的隐藏性，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技术问题，即环境信息的获得依赖于一定的技术发展。除此以外，环境信息的间隔性也同时说明了环境信息的隐藏性质，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环境信息垄断。经济学家阿罗·德布鲁（Arrow Debreu）在分析信息不对称时认为，如果信息不完备或很昂贵，则政府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