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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银行”为农村土地流转解开最后一个结——新形势下农村土地 　摘　要：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产生了两个实际效果。一是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解决了小至农民个体大至整个社会的温饱问题，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二是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从农田上解脱出来，得以与其他生产要素再组合，从而从其他产业中获得收益。农民在创造属于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用工形式，给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以来，农民还没有彻底从土地上摆脱出来，藕断丝连的状况依然存在。亦农亦工（或亦商）的行径同样带来两个直接的问题。其一，由于农民个体与承包农田的对应关系，农田始终处于分割状态，难以实现集约化经营，获取规模经济应有的效益。其二，农作物播种和收割的季节性对农民工所从事的经营实体产生影响。如何在不违背农民意愿、不影响农民收入、不影响农民基本粮食供给的前提下，创造条件，加快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农村工作者、经济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的焦点。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呢？本文就此作出探讨。 　一．丰富的农田服务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 论文代写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把原来的生产队缩小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最小生产单元，但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艰巨性又迫使农业生产进行形式多样的松散型的自由互助组合。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这种互助组合逐步演变为对农业生产的各项服务，并且呈现下列特点： 　一是服务形式由换工形式，逐步变成支付货币购买劳动力的有偿服务。 　二是服务自身的规模正在壮大，机械化倾向突出。 　三是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多，几乎包罗从农作物播种、生长期管理和收获的各个环节。部分农户采用了转包或托管的形式。 　丰富的农田服务，从农民个体来看，可以看着是对自身专业技能和创造力的再认识，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则是基于农业生产的一次分工。只有农田服务逐渐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始末，农民才有机会进行漂亮的转身，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农田走进工厂，农村土地流转也才有可能。 　二．农民的收入结构决定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 　农民的年收入可以通过下列关系式得以体现： 　S=S1+S2 　式中S表示农民综合年纯收入，S1表示农民从承包的农田中获得的纯收入，S2表示农民从事从承包的农田之外获得的纯收入。其中： 　S1=a*Q 　式中S1表示农民从承包的农田中获得的纯收入，a表示单亩农田纯收入，Q表示农田数量。 毕业论文 　S2=（12- T ）*b 　式中S2表示从事从承包的农田之外获得的纯收入，T表示农民个人为农田服务的时间（以月为单位），b每月从事从承包的农田之外获得的纯收入。 　因此，农民的收入也可以描述如下： 　S= 12 b +a*Q - T *b 　就农民个体而言，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从事一项工作，因而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排他性，即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不能再从事其他行业，相反在从事其他行业的同时，也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农民个人为农田服务的时间“T”决定了农民收入的结构和所从事农业或非农产业的倾向。在农村改革初期，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户合作的范围和规模小等原因，农民的劳动时间主要集中的农田上，即使有部分的空闲时间，由于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的剩余劳动力也无法转移，这时T接近于12时，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无从谈起。 　农作物自然生长的特点，决定了农田的劳作基本上集中在耕种和收获上。随着耕种技术的改善、农资的推广以及农田服务的不断完善，农民用于农田的时间日益缩短。根据对淮安市楚州区部分农民的调查，目前农民在一年中花在农田上的累计时间基本可以控制在1个月以内。也就是说一年中11个月的时间可以从事非农生产。农民收入的结构由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来源为非农收入。并且，当a*Q小于 T *b时，农民就可能放弃农田耕作，而从非农产业收益中获取比更大的收益来弥补放弃农田耕作的损失。以淮安市楚州区为例，2010年农民人均耕地约1.2亩，按照每亩农田纯收入700元计算，人均农田收入为840元。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400元，月均616元。如果再在农田收入中减去往返费用，楚州区的农民2010年的月均收入已经与年农田收入相当，从理论上讲已经具备了土地流转的条件。 论文代写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农民个体从事非农产业的状况极不平衡，这就决定农民个体对土地流转的态度也不一样。部分在非农产业取得成功的农民已经作出土地流转的尝试，而其他的仍然维系着与土地依存的关系。根据对该区林集镇小李庄村的调查，已有部分农户通过转包的方式对所承包的农田进行托管。该村现有农户460家， 25户农户对所承包的农田进行了托管。在这25户中收取报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