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蝗灾及治蝗探究述评.docVIP

中国历代蝗灾及治蝗探究述评 　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的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我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建设的，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我国历代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 ; 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我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当时一些省市文史馆、气象单位也编纂了蝗灾或包括蝗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史料，例如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订本，内部出版)，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国家气象局组织收集气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编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合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等书，其中也收录了不少蝗灾材料。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状况; ;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减灾活动的展开、灾害学学科的兴起，对有关古代蝗灾与治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在关于蝗灾发生的频度与强度、防治蝗灾的措施等上的研究投入了颇多精力，有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趋势，尤其是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方面更为突出。为清楚地展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为综合性研究、断代与区域研究、治蝗技术与蝗虫文化、古治蝗书研究、蝗史资料整理等五个类别进行介绍。 ; 综合性研究。这里所说的综合性研究是指对中国整个时期的蝗灾与治蝗问题进行纵向研究的工作，其丰富，角度多样。昆虫学学者、生物学学者的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