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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受文化影响具体表现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石，也是社会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下是小编搜集的一篇探究古代数学受文化影响的表现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中国古代数学成就辉煌，自汉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起开始形成体系，至宋元期间达到了高峰，在千百年间曾一度居于世界数学发展的前列，为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自元中叶以来，中国数学的发展突然由盛转衰，一蹶不振，从此落后于西方国家。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着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这里，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明显也是“李约瑟难题”所涉及到的对象，而且比起其它自然科学学科，数学的基础性、抽象性、概括性更为突出，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史应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样才能更客观全面地解释“李约瑟难题”。而要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探究它取得杰出成就和走向衰落的原因，就必须追溯到孕育它的母体，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中查找答案，以在探寻当今我国数学发展的路向中提供启示。 　　一、《周易》”““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总源头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对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甚至精确到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周易》自战国时代起就被儒家学派奉为经典，人们认为它能上通天地之神灵、下切人事之百端，因此《周易》统摄中华文化数千年。 　　数学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符号语言，而《周易》是一部由象数符号和语言符号共同构成的文化典籍，它的符号语言是用二进制的阳爻、阴爻来表现的。《周易》的象数学则是研究八卦、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用以占筮天象吉凶，人事休咎之学。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作《九章算术》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 　　从中可知刘徽是通过学习《周易》中的阴阳学说，从而探究出算术的根源，才能为《九章算术》作注。刘徽还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包牺氏画八卦，包牺氏为了“合六爻之变”而发明数学。继刘徽之后，中国数学家如秦九韶、朱世杰等都有认同数学源于《周易》的说法。《周易》研究的内容有所谓的“象、数、理、占”。 　　“象”是现象，是事物的外部特征。象可分为动象与静象、抽象与具象等等，是事物在特定时空中的状态。“数”有数量和次序两层含义。数量是事物量化之后的状态，次序是事物的先后关系。“理”是事物之间的原理、规律。通过研究“理”能探讨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线索。“占”是推断事物发展过程的一种方法，是综合运用象、数、理进行分析、判断进而揭示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学问。《周髀算经》中对勾股定理的叙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五，是谓积矩。”论述的模式就是按照象(图象)、数(数据)、理(推理)、占(论断)展开的。 　　虽然当今有学者质疑，中国古代数学与《周易》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逻辑关系，数学家运用《周易》的概念来表述数学问题有牵强附会之感。但不应否认，中国古代数学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周易》的思维模式带到对数学的认识和研究之中，导致中国古代数学在该思维模式下逐步走上了模式化的道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古代数学也因此长期被《周易》的思维模式所束缚，没有走上像西方数学那样独立发展的公理化道路。 　　《周易》“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但过分强调和肯定“天人合一”，造成中国古代数学家在研究数学问题时的思维定势，难以跳出《周易》思维模式的条条框框，滞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较之于西方开放式的哲学体系，《周易》的思维模式相对比较封闭，中国古代学者受其影响，往往不容易接受外来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比如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在翻译《代微积拾级》时，对代数中字母、符号也抱有排斥的态度，如把A、B、C、D翻译作甲、乙、丙、丁，X、Y、Z翻译作天、地、人。这样的翻译方法人为地制造了语言上的条条框框，对数学工作者的思维构成了不必要的束缚，与开放式的科学思维模式明显相悖。身处近代的中国数学家尚且如此，古代数学家更可见一斑。 　　二、主要哲学流派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流派主要是儒、道、法、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