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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统计探究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近1%，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5-2005年的城市化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1.3%以上，2009年为46.59%，按照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理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这种伴随经济发展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合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还是滞后，学术界对此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从比较结果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城市化滞后论占据主流(Young等，1998；Dong等，2000)，然而，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滞后论开始受到中国城市化基本适度论者的质疑(周一星，2006)，少数研究者持中国城市化超前论的观点(邓宇鹏，1999；陆大道，2007)；从比较标准来看，较早被引入城市化水平评价的是工业化标准(Konrad等，1977)，在实证中与工业化一起使用的还有人均收入标准、非农化指标(周一星，1982；白南生，2003)，而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多采用城市化率，这个指标多直接引用自国家统计局(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简新华、黄锟，2010)，但这个数据争议比较大，因此也有研究对其进行了修正(李文溥、陈永杰，2001；葛永军等，2003)。 从比较方法来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取同等发展程度或者相同发展阶段的有关指标的截面数据进行直接对比(熊俊，2009)，更为常见的是钱纳里”赛尔昆方法(简称钱塞方法)及其直接引用(Chenery等，1975；Zhao等，2009)，还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王金营，2003)及较为少见的面板数据方法(Chang等，2006)。 上述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判断迥异，而城市化早在1998年就被中央赋予了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十五”计划中首次成为了国家的重要战略，并已被确认为国家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主导战略，所以作为基本国情之一的城市化水平判断上的分歧会影响政府城市化战略决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对城市化水平科学而合理的判断意义重大，这关系到国家以后若干年战略任务的实施。 鉴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采用长时间序列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实证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程之间的一般对应关系来回答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性问题。 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一)基本模型 在城市化国际比较中最常用的基本方法是截面比较，但如果考虑到与具体国家相联系的个体特征，估计结果可能有偏，因为在跨国分析中，截面分析的隐含假设是各个国家是同质的，而如果在跨国分析中采用反映个体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则能够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Islam，1995)。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下面将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实证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1.城市化的实质是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经济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移，城市化水平的上升主要依赖于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为了反映这种变动，分别采用农业占GDP比重(agr)和服务业占GDP比重(serv)这两个指标。农业部分的转移能加速经济的集聚(Black等，1999)，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化(Davis等，2003)，因此预期农业占GDP比重下降，城市化水平将上升；服务业在经济中比例增加能提升分工的迂回度，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集聚所发挥的规模效应越来越重要(Au等，2006)，因此预期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增加能提升城市化水平。 2.一国的开放程度越高，尤其是出口的增加，其要素的吸纳力越强，从而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例如，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出口导向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并带动城市化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实证研究也有这方面的证明(Moomaw等，1996)。为了表示这种作用，在分析中控制了出口与GDP比值(exp)，预期出口的增加将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3.城市化的一个前提就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对基础设施投资越大，城市吸引力和经济效益就越高，政府支出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Barro，2000)，进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因此，在分析中还控制了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gov)。预期城市支出将对城市化产生正效应。 具体的检验方法则是采用Hausman检验，当两个模型存在显著差异时，固定效应模型更为稳健，反之，随机效应模型则更为有效，为了减少可能存在联立内生性，将各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 (二)样本和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样本期选择为1970-2009年。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样本国家除了1000万人口规模的标准外，同时考虑到时间跨度比较长可能会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