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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天文台筹建及发展过程探究 　　中山大学天文台多次代表中国参与经度联测、日食观测等大型国际科学活动，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中国近代较早出现的天文台大多由外国人修建，如徐家汇观象台、青岛观象台等。这些天文台站极少吸纳中国职员，其观测结果也不为中国所有。民国成立后，这些天文台先后被收回，成为中国现代化天文台的一部分;同时中国人开始自主筹办天文台，其中建设时间较早的有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天文台(封二)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的前身，1928年筹建，1934年竣工).后者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开端，并已有专著详细记述[1].然而对于稍早筹建和建成的中大天文台，学界的重视程度却明显不足。作为地方上的科研机构，中大天文台未能获得如天文研究所一般充裕的资金、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在困难重重当中，其创始人张云(1896~1958年)根据有限的条件，建成可供教学实习的天文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较为先进的设备有计划地开展了变星观测、太阳黑子观测、气象观测等多项常规观测工作，并多次代表中国参与经度联测、日食观测等大型国际科学活动，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从国际学术界获得了一定的专业支援，逐渐成长为当时天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中大天文台还定期出版台刊，对天文学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校天文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在校期间获得了大量实践训练的机会，多数成为优秀的天文学人才，如邹仪新(1911~1997年)、叶叔华(1927~)、席泽宗(1927~2008年)等，为当时和后来的天文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前人关于中大天文台介绍和研究比较简略[2~5],或未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6],347~349页;[7]).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史料，包括新近发现的一些海外档案资料，试图厘清中大天文台的筹建与发展过程，详细考察其仪器设备与工作成果，并将之与当时国内其他自主天文台比较，以分析中大天文台的发展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1张云与中大天文台的创建 　　中大天文台得以建成，其首任台长张云可谓居功至伟。张云(封二①),字子春，广东开平人，1917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8],1921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26年获得天文学国家博士学位。[9] 　　留学期间，张云便十分关心国内的天文事业。他曾受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高鲁(1877~1947年)派遣，出席1925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2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0],28~29页),并因此结识了一批当时国际知名的天文学家，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沙普利(HarlowShapley,1885~1972),为后来他执掌中大天文台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打下了基础。[11] 　　作为该会中国唯一的代表，张云目睹当时天文学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就①，深感“吾国斯学急待振兴之逼切”([12],51页).他还曾与徐家汇观象台在上海郊区所设佘山天文台保持通讯联系，关注佘山天文台的仪器设备和研究情况，感慨中国在天文台建设方面的不足。[13] 　　1926年7月，张云受聘至中大担任天文学教授。留学期间的见闻，使他对中国天文学面临的艰难状况深有体会;而在教学实践中，他也很快意识到天文学作为一门观测的科学，没有天文台以供实习而仅依靠理论讲述，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于是他开始积极筹建天文台([12],50~52页).最初张云认为应在当时的国府广州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国立天文台，并得到了中大校长戴季陶(1891~1949年)、副校长朱家骅(1893~1963年)、以及国民政府大学委员丁惟汾(1874~1954年)等人的支持。12月，张云正式将筹建国立天文台的建议书与预算计划上呈国民党中央党部。他的这篇呈文情辞恳切，充分阐述了天文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功能，在末尾附有详细的预算计划，其中一次性支出的项目包括仪器设备费约港币10万元、建筑安装费约广州洋毫②10万元，建成后每年的运作经费约4万元洋毫([12],53~55页).当时国民政府忙于北伐，不久政府北迁，张云兴建国立天文台的愿望亦随之东流([12],55页). 　　无奈之下，张云只得转变计划、缩减开支，拟先在校内筹办一个规模较小的天文台，仅保留最基本的配置，以供天文专业的教学，其余部分则等待时机合适再行扩充。张云校办天文台的计划博得了戴季陶、朱家骅二人的同情和支持，最终校方决定从学校经费中先行拨款建设天文台。1927年2月，中大校办天文台开始动工建设。此时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尚未成立，天文台的筹建更无正式方案([1],26~28页);而国内其他高校或有筹建天文台的打算①，但并未付诸实行。 　　尽管天文台的规模已经缩小，但其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而经费来源仍然是主要的问题。校方领导因为学校财政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