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合同法》不足看经济法效率价值.docVIP

从《劳动合同法》不足看经济法效率价值 　从《劳动合同法》的不足看经济法的效率价值 摘要：《劳动合同法》制定后的褒贬不一的争议以及实施起来的重重困难，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重劳工，轻资本”、“重公平，轻效率”的立法定位，在对其分析和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基础上我们来探讨具有相似国家“干预”性质的经济法的价值。 　关键词: 价值 公平 效率 　 论文联盟编辑。　　《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制定颁布后，从华为花费几十亿来赢得重新竞聘上岗的机会,到富士康集团万人签劳动合同的宏大场面,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对这部劳动法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通过对其不足的反思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经济法的效率价值。 　《劳动合同法》不足在于它对于企业过于严苛，其主要保护劳动者利益而打压企业的利益,把原本应该由国家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到企业的身上，忽视了我国社会现实，“企业的效率和劳动者本身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归根到底还是影响了社会的效率,有违法律制定时保证社会公民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劳动合同法》过于重视公正而轻效率的不足值得我们在探讨研究经济法最主要的价值即效率价值时引以为鉴。。 　法律的价值一般而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社会的积极性或有效性，体现立法者对法的目标追求。[1]就经济法而言，笔者认为其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作为普通部门法所表现出来的国家颁布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行为规范，对社会的一般调控功能和规制功能;其二是其本身的特殊价值。指经济法具有公法与私法共同融合成的特殊价值，比如说社会整体公正的保障性价值以及社会整体效益价值。 论文代写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因为缺少国家干预而导致的社会经济秩序中种种不公平现象，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而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应当是公平价值。[2]哲学大师奥肯主张公平与效率兼顾，他提出了著名的“漏桶规则”,通过“漏桶”这一收入调节制度,达到既要适当的平均,又要不能太多地损失效率。笔者赞同奥肯的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法把效率和公正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法的主要功能是宏观调控及克服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以及受到社会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制约,经济法的价值必须是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但就价值的优先性来说，效率价值优先于公平价值。 　首先，公平作为法律的一个最为古老的价值，其是所有法律的共同价值，是终极价值。但如果一味地将公平价值强加为每一个部门的价值，不仅不利于本部门法特有价值的实现，进而影响到部门法之间法律效用上的配合，混淆法律与法律之间的界限，连带地影响终极价值的实现。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将其放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来分析。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公平不断增长的过程。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收入差距过大，表面上看是分配不公，实际上是人们在资源和公共财富的占有上机会不公造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资源配置的体制并提升其效率。这种体制效率的提升，既涵盖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强调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改善。只有体制有了效率，相对稀缺的资源才能得到公平的配置，人们才能拥有公平的使占有的资源和公共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虽然经济法强调效率价值的优先地位，会带来短暂的不公平。但从长远看，为了最后的公平必须牺牲眼前短暂的公平。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发展将能产生一种比传统社会更公平的分配方式，公平价值最终通过效率来实现。 　其次，从我国的经济法产生背景来看，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的经济法产生时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是缺乏政府的管理调控而是政府管理的太多，经济法便是为了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无法自转、经济无效率而产生的。[3]效率价值是其最为优先实现的目标。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中国经济法对于“干预政府”的需要，还是西方经济法对“政府干预”的呼吁，在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中都体现了国家和市场二者间的博弈。博弈的目的是寻求均衡的状态，以实现其追求的社会价值本位和经济体制的效率性。经济法作为国家修正市场缺陷，平衡政府与市场力量博弈的法，其所追求的效率是社会整体效率，是在使国家或经济主体的行为增进社会整体利益这一目标的经济体制下存在的，是在社会整体效率下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考量，只有符合社会整体效率或与社会整体效率相顺应的个体效率才能被保护。因此可以说，经济法的效率价值体现了整体性和浓厚的社会本位。[4]此外，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不是个体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体效率的复合增生，强调的是整个社会共同体在一定体制下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在尽量减少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基础上，经济法通过资源配置的体制的建立，最大限度地提升经济效益，将社会上不可避免存在的经济不公平控制在既能保持其激励功能，又能避免贫富悬殊过大的范围内，即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中增进公平，以经济公平促进社会公平。 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