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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看美国霸权维系困境(下) 　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看美国霸权维系的困境(下) 综上所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规约最大限度上尊重了国家主权，协调了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尽管它与国家主权仍存在矛盾，但它却反映出国际关系向自由主义法治过渡的特征，个体开始成为新的关注对象，即从国际法客体正转向国际法主 论文联盟体。对个体的国际范围的限制已成为国际社会为保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新举措。这种超国家制度一旦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国家主权就会仅仅表现为功能性。由此，国际公正就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个人。当然《罗马规约》的宗旨依旧是对国内立法行使补充作用，目前还不能称其有普世性的价值，因其存在重大的缺陷与争议，它所倡导的消减政治权力的滥用必然会与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权力行使产生冲突，从而损害它本来的目标。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壮大，国际刑事法院所体现的法治理念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国内法的影响，尤其是在限制“不负责任的国家”方面，从而促进其政治体制民主化变革的进程。 论文代写 　 　三 《罗马规约》建制中的美国应策与困境 　 　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角度看国际关系，一国单边行动与共同决策是相互限制的。华尔兹认为缺少共同权力意味着没有独立的强制机构，由此，单边行动就提供了一种补救的方法。然而从现实政治中分析，可以看到一个国家采取单独行动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最终破坏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使其陷入两难困境。例如，美国在冷战后多次武装侵犯他国，并不能给后者示以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因此漠视国际法的结果就是使自身陷入“遵守－破坏－遵守－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中。1990年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均参与了旨在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动，美国及其盟国甚至对伊拉克使用了武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进行反伊行动之前，于1989年12月派出两万多军队入侵巴拿马，造成将近1000～4000名巴拿马军人死亡，还有将近万名为维护独立与主权的巴拿马人被捕。最终，巴拿马政府首脑诺列加将军被逮捕并解送到美国法院接受审判。当然，美国对巴拿马的军事行动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不存在什么因果关系。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前者无疑给后者以精神上的推动。这种“巧合”或者说是前后的承接关系似乎证明了一种观点，一国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明显的示范作用。随着东欧的巨变和苏联的解体，美国在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克林顿政府及此后的布什政府意识到一国进行破坏他国的单边行动很可能导致另一国家的相同行为。权力的反射必将最终危及其自身的长远利益。事实上，优势国家可能会在单边行动中损失不多，但实际上如果它一直维持集体安全得到会更多。当然，优势国家，尤其 　 　外执行任务的美国军人，从而限制其对盟国履行义务和参加其“新干涉主义”的单边行动。 　第四，美国反对将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之中。美国认为安理会应是对这些罪行进行调查的唯一国际机构，美国反对将国际刑事法院凌驾于安理会之上的任何行为，并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可受理案件范围的扩大无疑“将损害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打击这些罪行的决心。”最终，恐怖主义与毒品走私还是在谈判最后一天被纳入规约管辖范围之中。 　第五，《罗马规约》第98条规定：“如果被请求国执行本法院的一项移交请求，该国将违背依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而根据这些义务，向本法院移交人员须得到该人派遣国的同意，则本法院不得提出该项移交请求，除非本法院能够首先取得该人派遣国的合作，又该派遣国同意移交。”但美国认为该项条约将限制其海外驻兵和美国公民境外活动的自由。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美国坚持美国绝不会将任何美国军人或平民交付独立于美国司法体系之外的机构。美国的态度立刻招致大部分《罗马规约》缔约国的谴责，纷纷认为这是美国的霸权行径。其中，尤以欧盟最为激烈。欧盟强调美国作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一旦签署该项条约，就必须履行《罗马规约》中所有条款。 　可见，尽管《罗马规约》在个别条款上接受了美国的意见，但在若干“敏感”条款的起草与修改上还是坚持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力图维持国际正义与法治。然而，美国并未因此放弃，而是采取了所谓“美国维护和平人员”的行动。 　首先，美国国会与行政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解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规约对美国驻外人员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国防部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无法给予美国军队“百分之百”免于起诉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可自由裁量何为“不正当”使用武力者，并可能导致日后部分美军军官被列为战犯而成为被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纳德·罗斯菲尔德在正式场合就表示，反对任何企图超越美国国内法而支持《罗马规约》的企图，美国将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美国人民和其生活方式。在《罗马规约》生效前夕，美国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