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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玩忽职守罪几个问题思索——以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为中心 　 摘要：加入WTO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但玩忽职守犯罪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打击、预防玩忽职守犯罪意义重大。犯罪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如何确定？怎样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责任及其责任之大小？如何预防玩忽职守罪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从司法实践上看，影响巨大的东都商厦大火案的判决本身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 关键词：玩忽职守罪主体责任预防 近年来，我国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据统计，2000年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71起，死亡3531人。2001年7月被媒体称为“黑色七月”，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这些案件发人深思。其中，2000年圣诞平安夜的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特别具有典型性，死亡人数达309人。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洛阳市涧西人民法院公布了有关人员的一审判决结果。原东都商厦工会主席张海英、保卫科长杜克军分别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对造成事故负有责任的当地公安、消防、文化、工商、建设等部门的9名负责人，分别判处7年有期徒刑。玩忽职守犯罪行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人身伤亡；从另一个角度讲，玩忽职守犯罪行为掩护其他犯罪活动，严重的损害党和国家的政治威信。 但东都商厦大火案的判决本身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1）本判决中张海英和杜克军都是国家企业工作人员，对他们以玩忽职守罪定罪是否恰当？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如何确定？（2）我国刑法已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法基本原则确定下来，而本判决所确定的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相悖？（3）如何确定玩忽职守罪中不同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另外，如何预防玩忽职守罪，从而避免本不该发生却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安全事故，也值得每位有责任感的公民去思索和探讨。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 根据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刑法的规定看，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劳务的活动的司机、勤杂工、生产工人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主体，现行刑法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行为未作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定却有不同的理解。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处于社会转轨时期，各种机构的职权范围不太明确，彼此交叉，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廓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很有必要。 （一）对“国家机关”范围的界定。关于国家机关的范围，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具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军队系统的各级机构。[1]（2）有的观点主张，国家机关，除了上述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队内机关外，还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以及政协的各级机关。[2]（3）有些学者认为，国家机关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军队中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以及一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电力总公司等）。[3]从这些主张来看，将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作为国家机关是共识。因为这些机关在宪法中都有规定，毫无疑问是国家机关。有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和人民政协的各级机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笔者认为，虽然在宪法中没有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列入到国家机构中去，但宪法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领导地位，并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处不在，任何一级国家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的各级机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领导、组织、管理的权力。虽然这种组织、管理活动大部分情况下是间接的，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该属于国家机关的范围。那种以宪法中没有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规定为国家机构为由而认为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认定为国家机关没有法律依据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况且宪法只规定了国家机构的设置，而刑法规定的是国家机关，这两者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国家机关的外延应该大于国家机构。从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处于领导地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今后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将进一步发挥其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