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价值观念一次维新——对我国刑法发展比较考察.doc

刑法价值观念一次维新——对我国刑法发展比较考察 　价值观念是实践主体的一种心理追求和行为取向，它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念之中，同时又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价值系统，支配着人们对犯罪本质、刑罚功能及抗制犯罪途径选择的认知，从而也为多元化社会犯罪控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如果说刑法的功能、属性仅仅是刑法所具有的共性内容的话，那么作为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各个时代的刑法体系，则充分利用了这种功能、特性所系统外化了的带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刑法规范。我国目前正进行着的大规模立法的社会基础，就在于转型社会的特定需求结构，而这种需求结构对法律的最深刻的影响并不在于已经条文化了的法律规则本身，而是对刑法的概念、规范、制度、原则等内在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影响。在我们看来，1997年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已经蕴涵了刑法价值观念上的某种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对以往犯罪化立法成果的固定，更是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在刑法规范中的重新确立，因此，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本文重点研究三个问题。　　一、刑法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 　　刑法的功能取决于刑法的内在属性。从效果上考察，刑法功能可以表现为惩罚和预防两个方面，但从保护对象上看，又可以分为对人权的保障和对社会秩序的防卫两个层面。正是这样的刑法功能，才决定了刑法可以被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或同一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用，并用以维护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就一般意义而言，刑法的政治色彩是比较易于理解和说明的，毕竟刑法是为配合国家的统治和建设理念而设立的。即使是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开放社会中，刑法同样体现了对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理念与秩序的维护，犯罪化的立法及刑罚的目的性，均体现了刑法强烈的政治上的价值。尤其是在一元结构的社会里，刑法的政治色彩更为浓烈，其社会性则较为淡薄。但与此相反，社会文化处于稳定耗散的多元结构社会中，这种价值倾向则更多地会呈现出其社会性的一面来。无庸讳言，我国刑法的创制及发展过程，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这一表现的重要例证。 　　我国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民主革命时期，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及核心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刑法的政治性依然历史性地成为我国刑法的一大特征，各类犯罪行为都被深深地赋予了政治色彩。例如当时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就曾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制止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制止来自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和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路线，进行了激烈地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严重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严重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注：参见1952年3月8日彭真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4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从而明确地将各类重大犯罪作为敌我性质的矛盾去进行处理。不过，在当时，这种将法律思维落足为政治关系的思维却是一种雷池般的准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我国1979年刑法尽管诞生于政治路线、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年代，但法律领域尤其是刑法领域观念上的转变却一直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其转变的速度十分缓慢，计划经济带给我们的深重影响，长期以来没能得到根本的扭转。因此，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在就有关刑法草案问题所作的六点说明中，同样历史性地带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例如：他在第二点说明中明确提出，严禁聚众“打砸抢”是为肃清“四人帮”的思想影响的后果；第三点指出侮辱诽谤罪的规定是为了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实际上使得侮辱罪、诽谤罪的适用范围在解释论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第四点则明确规定了“刑法的打击锋芒是针对反革命和其他犯罪行为的。对于重大的反革命罪……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对于反革命罪中情节特别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的，……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将惩罚反革命罪提高到了至上的地位；第五点是对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及妨害各类社会秩序犯罪立法的说明，但同时又特地声明“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我们决不应给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和人民的其他敌人以任何危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和权利。”（注：参见彭真同志在1979年6月26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应该说，1979年刑法之所以形成上述浓烈的政治色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更是指导思想以及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的结果。其根本性的理论基础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过分突出强调了法律的阶级属性。主要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政治的论述直接作为刑法的分析方法，将国家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发类学说用于对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