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临时工生涯.docVIP

我曾经的待业生涯 （一）1973年3月，结束了四年中学时光，至此，从1962年开始的11年学习生涯结束。那是一个乱字当头的时代，从1966年文革起就又是停课闹革命又是复课闹革命的停停闹闹中，我们被抛向了社会。那年，我18岁。当时不兴考学，又没有门路工作，在家蜗居了半年，被居委会大婶发现了，安排我到“三代店”打烧饼，每月18元。我极不情愿去，母亲看中这18元，不由分说把我牵到了烧饼铺。烧饼铺里我家不远，就在玉环泉边上，是以前四十中的校办工厂。校办工厂停工，居委会就征用过来成了自己的底盘。烧饼铺里，砌着一座红、青色砖头盘起的炉台，炉台上支着一顶鏊子，鏊子和炉台有20公分高的距离，这段距离用碎砖头和泥土垒起来，形成一段圆圆的墙，前面开着一段三十公分长的口，看得到炉膛里青徐徐的炉火。在鏊子上烙的半熟的烧饼用一个窄窄长长的小铁铲子铲着，续进冒着青火的豁口，整齐地排列在那段圆圆的墙的里侧，用火慢慢的烤，看着烧饼由浅黄变深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烧饼就做好了。一位大妈娴熟地翻着烧饼，啪啪地把一个又一个翻倒在簸箩里，接着热情地说：小吕呀，快趁热尝尝，不能饿着肚子。我这才明白，这是给我说的，热的香喷喷的烧饼确实好吃，我要交钱，大妈说，咱自己打烧饼还要交钱啊？炉台的右边，是一条长约两米的案子，一大团面在油、盐、芝麻、面粉的包围下，由另外两位大妈擀开、上油、卷成花卷一样，捽成剂子再擀开，排列在一边，等待着烤制。烙烧饼的大妈看我吃完，又对我说，小吕呀，这烙烧饼是个技术活，看你是个青年，我就交给你吧。然后，她把铲子递给我，告诉我怎么看火候，怎么翻烧饼。我手忙脚乱地上下翻飞，终于把第一炉烧饼烤糊了，大妈们看的一个个发黑的烧饼，并没有着急，用小刀把黑痂挎了又挎，放在簸箩的一个边上，等到下班的时候，这些黑的如果卖不出去就被分掉。慢慢地，打烧饼的所有工艺我都掌握了。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四点不忙，这时候我便溜出来，逛泉城路的书店和卫巷口的废品店，废品店经常有成捆的旧书被卖掉，我能在旧书堆里读到好些当时读不到的书，和师傅熟了后，也能5分钱一斤买到手。一天，我正在翻阅，忽然有人喊我，原来是居委会主任的儿子，和我哥是同学，他在废品店相中了一台旧收音机，钱不够，找我借2元钱。我不多不少正带了两元钱，本不想借給他，但未说出口。主任儿子千恩万谢，抱着收音机回家去了，我却暗暗感到不妙。果然，儿子请我到他家听收音机，音质不错，儿子还调出了短波，但绝口不提还钱。我一个月的零花钱能被他骗走？门都没有！但见了他，就缺乏提起的勇气。母亲闻讯非常生气，动员我找主任要，并说我如要不来，她自己去要。无奈之下，借母亲给的胆，花4分钱给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感谢主任把我安排到烧饼铺工作，并写明18元钱对我家的重要性，最后委婉的提醒她的儿子一个月前借了我2元钱，如果不方便，就算了，反正以后我就不用零花钱了。主任果然不同凡响，第三天，拿着信找到我家还钱，一劲儿表示道歉，并说把自己那臭小子训了一顿。我母亲也会演，说她不知这事：多大的事呀？要我知道，决不能让他给您添麻烦。?哈！钱要回了，我倒落了不是。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转机，临走时候居委会主任问了一句：小子现在打烧饼啊？我看小子信写得不错，能在三代店和老妈妈一起打烧饼吗，还是找个临时工干吧，那样还有转正的机会呢。老太太果然没有食言，半个月后，食品公司泉城路店招人，我和另外两名待业青年一起，被街道推荐出去，开始了一年的幸福生活。（二） 我在这里干临时工，最初并没有分派到门市，而是派到了建筑队，临时工嘛，就是临时需要的工作。当时，德兴斋熟肉店扩建，在自己的后院盖楼，我们十几个待业青年被找来挖地槽，像挖战壕一样，用铁锨把土从深深地壕里掷出来，达到一定深度，把石头砌进去埋好再回填。这天，政工科的老王匆匆来到工地，径直到我跟前，问：你是小吕？啊，我茫然地点头。上来上来，他拉我上来，你怎么不早说？我见到你哥了，我和你哥很熟，他不在省公司宣传队吗，我也在那待过。 我释然了。我三哥学的财会专业，64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食品公司，正赶上四清运动，就派到四清工作组到仲宫搞四清了。回省公司一年，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年轻，又吹得一手好笛，68年公司组建宣传队，食品公司系统的人才聚集一堂，这里面有我三哥，也有泉城店的王科长。 因了这层关系，王科长不由分说拉着我直接去了办公楼，并领我觐见了阚书记。阚书记热情地挥挥手说，既然是自己同志的弟弟，该照顾就照顾。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编外职工。 这是1975年，那年，刚过二十岁生日的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新衣服：食品公司的工作服 恰逢五一节游园，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工作服和食品店员工上班时穿的胶靴，拿着单位发的游园票，咣咣地去了大明湖。在那个以工装为美的时代，在那个补丁衣服摞补丁的年代，在那个女孩也是蓝灰黑的年代，这样的全套工装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