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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查合理限度 　 　　一、引言： 　司法审查合理限度的基本问题，但作为一种基本的原则性规则，也只有一定的指导性的作用，并不能将这些在现在合理的个案规则完全用在将来发生的个案上，时代变了，适用的规则自然也要变，何况，完全相同的案情在世界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域里甚至应当完全的废除。行政机关因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得到的一定的裁量空间，但在裁量时其仍应当受到裁量的合理规则的控制，并遵守相应的法律原则。同时，在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时或重大的公共利益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对行政措施从法律和事实上进行全面审查，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只受有限司法审查的判断余地。德国的联邦行政法院以前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通常只做有限的审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除明示列举的例外情形-法院应当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全面审查，行政机关不享有判断余地。事实上，我们在明确一个问题的同时，必然又同时造成了在其他问题上的困惑与不确定。如果我们认为判断余地理论是应当受到限制，甚至在一些领域里应当得到废除。我们遇到并且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哪些领域应当是判断余地领域，并且在这个领域行政决定不受到或只受到有限的司法审查？其二，法院在司法审查中，除明示列举的情形外，应当对行政措施以及相应的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审查，但法院在进行全面审查时如何合理把握其审查的深度和广度？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与解决上，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判决和司法确立的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和答案。在涉及基本权利的限制方面对判断余地理论的适用提出了严格的例外，强调：行政法院原则上应从法律与事实两个方面对行政决定进行不受限制的审查，即使涉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和具体化问题。只有在有关事务极为复杂和特别灵活，以至于具体理解行政决定如此困难，司法审查可能破坏职能界限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行政机关享有有限的决定自由空间。[11]不过，我们看到“对待司法审查可能破坏职能界限或者有关事务极为复杂和特别灵活，以至具体理解行政决定如此困难”作为划分判断余地与司法进行全面审查的界限，在理论上可行的，但在实践上我们又陷入到一个新的抽象和模糊领域。为了具体的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总结，德国法院确立了具体的判断余地的情形：[12] 　　　在司法审查中，实际上不仅关涉到行政与法院的关系，而且还有司法与其他社会组织权利的关系，在抽象层面上的论述，有时使我们感觉只有空洞而抽象的解说。司法的职能不仅是对个案做出判决，而且可以借助个案裁决，将法律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这种职能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对行政裁决合理的审查限度的理解和把握，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以下我们将通过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个案分析来探讨司法审查在教育领域内应当具有的合理限度，对我们处理其他类似的纠纷和难题将会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也就是说，北大将博士论文的通过作为一个学生毕业的条件之一。那么，北大是否有权这么规定，显然在我国有关的教育法规中对此的规定是笼统而模糊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如本案原告所说与国家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笔者以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毕竟学生乃是一个学校的产品，而学校颁发毕业证书是一个学校向社会证明其提供产品的质量，其在这个领域内应当更有决定权。法律规定了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相关学科的学习和课业要求，而具体的标准和课业负担，各个学校之间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是有差异的，而他们所确立的标准应当是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作为底线的。在这个底线以上，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立高于法律或法规规定的一般标准或最低标准，从理论上讲也是合理的。而且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已达到符合该校合格毕业生的水平，大学本身最具有权威的判定力。作为国家的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只是给高校管理提供一个一般而笼统、抽象的标准，在具体的细节操作层面以及具体的标准方面，应当尊重一个大学符合自身实际的标准。这就好像国家对产品的质量规定了一个最低的质量标准，但这并不限制生产者生产高于这个标准的产品，事实上是鼓励其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当然，这个例子也许并非是非常恰当的，毕竟大学的培养对象是人，企业生产的对象是产品。但在基本的思路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上，还是具有共性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不是相反。所以法院强性将何为合适的标准强加给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侵犯了学校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其干预了法院没有能力也不应涉及的范围。 　手段，只要立法者所选择的手段不是出于武断，即使不是最好的手段，也能得到法院的承认。”[21]例如，马萨诸塞州的退休事务局制定一个法规，武装警察达到50岁必须退休。一位武装警察M先生达到了这个退休年龄，根据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反对这个法规。M先生认为他的健康状况比一般人好，他应当与其他健康相同的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