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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有权性质问题探究——针对国有资本分析 　 我国的《物权法》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在2007年出台了。对于这部民法学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重要 法律 ，学者们一直不乏争议，有关国家所有权是否属于物权和应否在物权法中规定，就是争议的焦点之一。《物权法》的通过并不意味着这一争议的消失，因为法律规则的合理性必须接受法理逻辑的检验，而学者的使命就是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1]本文就旨在将《物权法》和主流学说定性为物权的“国家所有权”重新“问题化”，探讨其究竟是否属于真正的物权。下面将首先介绍国家所有权性质问题上的两种主要观点，然后分析国有资本领域中“国家所有权”的性质，进而得出其并非物权的结论，最后说明国家所有权“物权说”对我国民法制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编辑。 一、关于国家所有权之性质的主要观点[2] （一）国家所有权“物权说” 在我国的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界中，把国家所有权认定为物权的观点具有压倒性的地位，所以，可以把这一主流观点称之为国家所有权“物权说”。“物权说”的要点有： 1、国家所有权是物权，其客体是“国有财产”，国家投入国企的财产（或国有 企业 ）就是国家所有权的一种重要客体。[3] 2、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具有统一性，此即国家所有权的统一性原则，该原则指国家所有权在借助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活动来行使和实现时，各级政府部门并非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只有国家才是所有权主体。[4] 3、所有权就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体现，国家所有权也就是国家所有制这一公有制形态的法律表现。这一点可称之为“所有权与所有制对应论”。[5] （二）国家所有权“非物权说” 有学者不赞成国家所有权“物权说”，主要的反对观点是： 1、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主体，难以成为应该确定存在的物权主体；国有财产范围甚广，包括有形和无形的各类 经济 资源，难以成为应该特定化的物权客体；“国家所有权”的内容兼涉财产权利、行政管理权和国家主权，不属于物权的内容。所以，国家所有权“物权说”缺乏理论和实际的基础。[6] 2、国家所有权的创设依据是宪法，其所表现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其特征不具有物权的属性，因此其并不属于物权，而是一种公权力。所以，物权法不应规定国家所有权制度。[7] 3、国家所有权首先是一种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分配权益和风险的国家机制，而个人所有权不需要这种机制。所以国家所有权本质上不是以个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基础的私权，而是以国家强制为基础、以 政治 程序为运行机制的公共权力。[8] 可见，尽管主流观点持国家所有权“物权说”，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孰是孰非，应该根据物权法以及民法的法理逻辑，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分析。 二、“国家对投入国企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之命题的分析：以“资本”理论为切入点 由于我国与国企经营有关的国家所有权理论根源于计划经济的体制，深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学理论的影响，所以这个理论最初的宏观逻辑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表现为资本家凭借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获得雇佣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相反，国家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国企只享有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权，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这一理论为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所采纳。[9]同时，这一理论——尤其是其中的“所有权”范畴——也成为我国法学界探讨与国企经营有关的国家所有权时的根本理论背景。 然而，不能忽视（结果却往往被忽视）的一点是：由于其前提是否定市场经济，所以苏联法学根据计划经济的需要对传统民法尤其是物权法，从概念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各方面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10]上述理论即为这种改造的一个结果。理由是：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所有权乃是一种私权（即我国民法中所谓的“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对物（绝大多数是有体物，极个别情况下还有声光电等无体物）所享有的最全面的支配权；据此，所有权以外在于人身的“物”为客体，具有全面地支配物的权能，而不具有可以控制人的行为的权能。那么，国家对于国企财产享有的权利能被认定为仅仅是对“物”的支配权吗？不能！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即使实行计划经济，国家也必须通过对国企经营管理者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国企管理者对企业所属劳动者的管理权，才能实现生产要素[11]向产品的转化。且不说生产要素不可能仅限于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起码还包括技术这种无形财产），就算生产要素都是有体物，国家也必须通过对“人”（国企管理者和一般劳动者）的控制权才能实现对“物”（生产要素）的支配权，所以，国家对国企的权利在当时才被概括为对于国企的“人、财、物”享有的统一的支配权。但就是这样一种必须首先通过控制“人”才能进而支配“物”的权力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上被认定为是一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