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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仲裁中如何出示书证 　　特免权是指法律认可的拒绝向法院或仲裁庭提供证言或书证的权利，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关于国际投资仲裁出示书证探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在国际仲裁领域，书证被看作是最好的证据形式[1],书证出示往往成为仲裁庭查明事实的关键。不过，投资仲裁当事人所需要的书证常常在对方控制之下，对方当事人是否有义务予以出示?仲裁庭要求其出示的法律依据为何?仲裁庭在何种范围或条件下可以要求该当事人出示书证?如果该当事人拒绝依照命令出示书证，可以采取什么救济方法?关于这些问题，《ICSID公约》《ICSID仲裁规则》以及《UNCIRAL仲裁规则》等条约或仲裁规则均少1员、当事人以及代理人，通常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在书证出示或披露方面法律文化差异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投资仲裁中书证出示如何进行?以下笔者通过对以ICSID(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和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仲裁为代表的投资仲裁实践进行考察，探寻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书证出示规则，以期为我国政府或海外投资企业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提供必要的指引。 　　一、仲裁庭命令书证出示的法律依据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具有命令当事人出示书证的权力，这可以在相关条约以及投资仲裁规则中发现依据。比如，《ICSID公约》第43条授权仲裁庭在程序任何阶段命令证据出示，《ICSID仲裁规则》第34条第2款、《UNCITRAL仲裁规则》第24条第3款以及《IBA证据规则》①第3条对于仲裁庭命令当事人出示书证的做法都进行了明确的认可。 　　即使国际投资仲裁适用的仲裁规则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庭这一权力，命令书证出示也应属于仲裁庭的固有权力。固有权力是指因职位、地位或身份而必然产生的权力[2],裁判者在特定的争端解决中为履行其司法职能必要时可以行使，并不依赖法律、条约或仲裁规则的明文规定。命令书证出示是仲裁庭为履行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职能所必需，它可以自行或依据当事人申请如此行事。 　　国际投资仲裁当事人亦负有合作义务。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由于缺乏国内法院那样的强制性权力，主动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渠道相对有限，对当事人履行合作义务更为依赖。拒绝证据出示或披露从性质上讲违反善意原则，因为当事人基于私利试图阻碍对方履行证明责任，使对方当事人在程序中处于不利地位，妨碍了仲裁庭查明事实职能的实现。对于这种合作义务，有一些国际投资仲裁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比如《ICSID仲裁规则》第34条第3款，《IBA证据规则》第9条第5款。 　　二、国际投资仲裁中书证出示的范围与条件 　　关于国际投资仲裁中书证出示的范围与条件，相关条约或仲裁规则缺乏明确规定。仲裁庭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填补空白，尽管仲裁员们通常不会直接遵循某一国国内证据法，但或多或少地受其法律文化背景影响。 　　一般而言，比起大陆法国家，在普通法国家的法官要求当事人出示书证(包括于己不利的书证)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普通法国家实践的优点在于裁判者通过证据披露程序全面查明事实并准确作出判决，但缺点在于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基于对效率的考虑，普通法式的证据披露在投资仲裁中仲裁庭通常不予采纳，它通常需要在裁决的准确性与仲裁效率之间追求一种平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IBA证据规则》第3条第3款适当平衡了在书证出示方面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仲裁效率与仲裁公平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仲裁界获得广泛认可。《IBA证据规则》系国际律师协会编纂，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没有强制性，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或仲裁庭选择而适用。 　　(一)书证的特定性 　　在Thunderbird案中，仲裁庭阐述了当事人书证出示的“有限及特定(narrowandspecific)”标准。 　　仲裁庭指出依据《IBA证据规则》第3条第3款a项，被要求出示的文件应该“有限及特定”,即当事人针对对方提出的书证出示请求在时间和主题上是受到合理限制的②.在一个依据UNCIRAL规则进行的NAFTA仲裁中，书证出示的请求人只是简单地列举各种问题，并声称它寻求“所有相关的书证”,仲裁庭裁定这样的出示请求与《IBA证据规则》第3条不符，简单地予以拒绝③.在Myers案中，仲裁庭要求当事人提出的出示请求对书证或书证类别进行充分的特定性界定④. 　　在CME案中，投资者一方最初提交一份仅仅对文件类别做一般描述的出示请求，仲裁庭认为这与《IBA证据规则》第3条不符拒绝了该请求⑤1投资者一方第二次提出出示请求，仲裁庭同意了其中大部分文件的出示。仲裁庭认为，请求人请求提交的文件具有特定性，对这些文件的类别通过日期或通过特定文件数量进行了界定①. 　　实践中，当事人提交出示请求必须限制其试图获取的文件的时间范围，这个时间范围应与其试图证明的主张相称。而且，当事人应当尽可能将文件类型限定于与相关问题具有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