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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问题及策略 　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1]。 一、引言 我国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发[1991]2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①为中心的民间利率管制已经运行了20年。这一管制进路可以概括为：法律将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金融违规行为或非法金融活动②，但不直接认定为犯罪，而是通过民事判决一律不支持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合同约定(以下简称“四倍红线”)为进路，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管制。 近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对民间金融利率放开的呼声越来越高，金融市场对“四倍红线”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在肯定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合法性的同时，也在《贷款通则》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对超出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贷款最好不要界定为非法[2]。但在实践中，这一管制路径似乎还在不断地自我强化：民事法官倾向于从严把握“四倍红线”的标准，刑事法官则按照“非法经营罪”判处了部分高息民间借贷者。③另外，相当数量的司法者或执法者认为，有适用刑法惩罚所有高息民间借贷的必要[3]。 市场对利率放开的“要求”与管制对利率上限的“固执”明显冲突。市场何以要求制度变迁，而制度在逆市场的情况下又如何仍能自我强化?在解释上述问题之后，法律必须找到某种妥协之道，使得两种语境不同、方向相悖的趋势能够融合。笔者认为，以《若干意见》第6条为中心的“四倍红线”源于政府50年来对民间金融的负面道德评价和金融抑制。该进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制止了“金融三乱”，但在当前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其扭曲资金市场配置、导致逆向选择、妨害竞争的缺陷日渐突出，已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障碍。市场需求与管制进路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声音隔离效应”(acoustic separation)④，导致法律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经济个体又普遍规避法律的恶性循环。笔者在回顾分析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域外各国利率管制法律进路的不同作法，认为我国未来的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应当主动摆脱对利息的道德偏见，构建以《放贷人条例》为核心的民间金融风险综合监管体系，渐进地推行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放开民间金融市场，引导民间资金有序进入资本市场，同时推动正规金融利率的市场化。 一、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进路的历史语境与成因 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基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有限理性，要求法律保护弱势的借款方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从强势的放贷人处获得资金，防止高利率逆向激励并导致资金被诱致高风险经济活动，形成“金融传销化”进而造成社会动荡[4]；二是基于“金融抑制”的目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实施严格的利率管制，限制民间金融[5]。详查我国“四倍红线”管制形成的历史，“金融稳定”和“金融抑制”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建国前的解放区及建国早期，我国政府一度鼓励民间借贷。东北解放区行政委员会曾于1948年发布《关于私人借贷之规定》，“允许私人相互借贷，无论城市乡村，凡以金钱或物品贷与他人者，依照双方约定得规定一定数额之利息，于期满时由债务人履行本利清偿义务。”[6]“自由借贷刚有萌芽，信用合作尚未开展，农民日常困难还很多，则还不宜于过早限制利息，要提倡自由借贷。”[7] 我国法令中最早出现“高利贷”一词，是在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3分，但《解答》紧接着强调指出：“降低利率目前主要应该依靠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信贷业务，在群众中大力组织与开展信用合作业务，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人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但在60年代前期，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对高利贷的管制。1963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整顿信用社、打击高利贷的报告》中指出：“通过整顿农村信用合作社hellip;hellip;打击高利贷，巩固社会主义农村金融阵地。”1964年，由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规定，“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1分5厘的，视为高利贷”。该报告提出了“对高利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地打击和取缔”[8]，但未涉及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的挂钩。 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挂钩的思路最早出现于50年代全国人大民法典起草准备工作中。1955年第一稿第6条规定：“借贷利息应以银行或信用合作组织的放款利率为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地信用合作组织放款利率的百分之二十”；1956年第二稿变更为：“公民相互间的货币借款和实物借贷，如果约定有利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