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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经验教训及下一步改革总体思路 　关键词: 户籍/改革/权利/义务/“阶梯式” 内容提要: 当前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本地人的福利，而在此之前的户籍改革普遍具有把权利商品化的倾向，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下一步改革要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推进。与户籍挂钩的权益获得方式要从“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根据权益的性质和资源分配的可能，排出赋予的优先顺序，并以合法体面住房、居住年限和社保参保年限作为替代性管理手段。 我国的户籍制度，从狭义上讲，是一种按户登记的人口管理制度，这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没有太大区别。从广义上讲，则是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制度。我国的户籍制度之所以广受关注和饱受争议，正是因为它与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本文是从广义上来讨论户籍制度，而在提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思路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总结一下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改革过程。 　　一、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在我国户籍制度除了发挥一般的人口管理和治安功能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承担了其他重要功能。 　　1． 计划经济时期， 在粮食短缺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 户籍制度主要发挥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作用， 以保证工业化的积累和保护城市就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十分突出[1]。而与此同时，在比较收益驱动下，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这不仅使城市粮食供应压力进一步加大，又使得农村粮食减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而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在粮食紧缺的形势下，会扰乱供应和抬高粮价。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社会稳定，1953 年底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即向农民以较低价格强制征购粮食，城镇居民则凭证购买、定量供应。但是，这未能制止住农民一批又一批涌入城市。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户口管理仍然较为宽松，只是要求在迁徙时要转出和转入户口，农民流入城镇后，只要履行手续，大多可转为城镇户籍。这不仅加大了城市粮食供应压力，也加大了城市本已很大的就业压力[2]。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立以后，需要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积累，而同时重工业在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十分有限。这就需要将农民限制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此，1953-1957 年，国务院连续数次发出关于劝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但作用不是很大。为了使得限制农民进城更有强制基础，终于在1958 年制订了标志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全面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除了详细规定公民应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以法律形式把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严格限制人口迁徙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农民只能以招工、上大学、当兵等有限且概率极低的途径进城落户。这种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 世纪80年代中期。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粮食短缺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为了保证工业化的积累和保护城市就业，城市化也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内，以便有比较大的农村经济规模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户籍制度正是发挥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功能。 　　2.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粮食供应日渐充足和城市经济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 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逐渐弱化， 主要发挥了保护城市本地人口社会福利的功能。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供应日渐充足；同时，劳动密集型经济开始主导，城市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长。1985 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取消，城市的计划供应的品种也逐渐减少，降低了农民流向城市的障碍。此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农民开始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在城市就业，但不定居，候鸟式迁徙，“农民工”从此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现象。户籍制度事实上已经丧失了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 　　1958 年确立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带来的副产品是，由于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且农民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只面向城市居民这一占全国小部分人口的福利，诸如全面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幼托、养老等制度就随之建立了[3]。这一过程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加强的特征，与户籍挂钩的福利不断增加。这除了既得利益原因之外，也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管理方便，总是倾向于把既有的户籍作为管理手段。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当户籍制度不再发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一功能的时候，转而主要发挥了保护城市本地人口社会福利的功能。 　　从以上两个阶段户籍制度的功能来看，其实质都是起了稀缺资源在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