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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现行刑法失落亲情 　探寻现行刑法失落的亲情 论文代写 制度构论文联盟建“亲亲相隐”又称为亲属容隐、亲亲得相首匿，是指法律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罪而不追究或减轻其刑事责任的规定。①这项制度源于先秦儒家“孝”的伦理观念，主张亲属者有罪相互可以包庇，通风报信，并且不准相互告发。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仅停留在儒家道德层面，并未被确认为法律制度。到西汉，“亲亲相隐”制度正式以法令形式确立，是中国“亲亲相隐”正式形成的标志。到唐朝，“亲亲相隐”制度日趋成熟，“亲亲相隐”原则形成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唐以后的法律，容隐范围更为扩大，且明文规定根据刑律可以相互间容隐的亲属，不得要求其作证；对于谋反、谋叛、谋大逆等重罪不能“容隐”。②清末民初沿袭亲属容隐制度，到新中国成立才被予以抛弃。目前，“亲亲相隐”是我国法学界争议的焦点，近期随着著名歌手满文军在法庭检举揭发其妻聚众吸食毒品事件，引发“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激烈争论，也再次将我国刑法是否必要引入“亲亲相隐”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亲亲相隐”制度引入刑法的必要性 　“亲亲相隐”制度是对人性的合理尊重，与刑法所追求的价值并不但互相违背，反而是相吻合的，具有引入的现实必要性，这突出体现在： 　11“亲亲相隐”追求公正原则。公正原则是刑法追求的根本价值之一，其应有之义是“法律不强人所难”。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价值实现在于法之有效适用，而法之有效适用又依赖于公民的遵守、服从和执行。为此，立法者在进行刑法制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其现实可行性，制定的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亲亲相隐”为罪则是强迫亲属之间互相检举揭发，无疑违反人之本性，有强人所难之嫌，不符合法的公正原则。 　12“亲亲相隐”符合谦抑性要求。陈兴良先生认为，刑法有三个基本价值，分别是公正、谦抑与人道。③刑法谦抑性要求对某种行为进行刑罚，如果同时存在无效果、太昂贵、可替代等三种情形，就可以对其不进行处罚，从而防止刑罚的滥用和膨胀。而“亲亲相隐”源于人之本性，进行有罪规定既难收预防和规制之效，刑罚的成本又过于昂贵，破坏家庭伦理道德的负面效应要远超于追诉犯罪的益处。可见“亲亲相隐”不为罪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 　13“亲亲相隐”符合自由原则。“亲亲相隐”符合自由原则，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效维护。”亲亲相隐”充满人性，包含温情，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感情，促进了家庭和谐稳定，家庭和谐稳定则意味社会秩序井然，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也反过来让人们可以充分享受自由。可见，刑法所追求的自由价值在“亲亲相隐”中得以实现。“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化，使得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得其所。 　2“亲亲相隐”制度在刑法中的构建 　“亲亲相隐”制度符合现代刑法价值理念，只有富有人情的法律规范，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合理性。其实，我国现行刑法有“亲亲相隐”的痕迹，如刑法中的“告诉才处理”案件即是对近亲属”容隐权”的尊重和特定犯罪的“容隐”。这也说明“亲亲相隐”在我国刑法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在刑法中构建“亲亲相隐”制度，找寻刑法失落之亲情尤为重要。 　21在刑法中增加“容隐权”的规定。将容隐义务转化为容隐权利。立法者必须明确指出“亲亲”是哪些人，确定“相隐”的主体范围。对于此项规定，笔者认为以近亲属为限：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22在刑法中明确“相隐”的程度。我国的窝藏、包庇、作伪证等相隐行为是犯罪，拒绝出庭作证则不构成犯罪。因此，亲亲相隐究竟能“相隐”到何种程度，应该要用刑法条文对其进行明确界定，什么犯罪能“隐”，什么犯罪不能“相隐”，并对相隐的犯罪种类进行严格限制。笔者建议，对危害国家安全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不容相隐。 　23在刑法中要免除亲属作证的义务。鉴于我国法律对证人作证问题规定甚少的情况，笔者建议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或者作出司法解释的时候，对证人作证问题作详细的规定，免除近亲属作证义务，如近亲属实施窝藏、包庇行为，只要没有故意诬告、陷害第三人，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 　24在刑法中规定不适用于职务行为。要对利用执行公务之便利所实施的包庇行为和纯属个人包庇行为进行区分。可想而知，如果把亲亲相隐延伸到国家公务活动领域，必然造成政治黑暗和司法腐败。因此，利用公务实施的包庇行为，不在减免之列。 　3结语 　一部良法、一套行之有效法律体系应当是和人性相符合的，至少是不能冲突。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据悉陈光中教授草拟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议稿，已经写进了“近亲可以不作证”，迈出了刑法回归人性的重要一步；“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