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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醉驾入刑之相关疑难问题 　　我国公路建设为适应经济发展速度，几度提速，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达1?99亿辆，拥有驾驶证人员2.05亿人。公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在助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引致违法驾驶及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严重威胁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正是基于这种严峻形势，国家立法理念从结果本位走向行为本位，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入罪刑法，体现了对民意的回应，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在近3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办理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基本采取了零容忍态度，全国形成共识，统一量刑标准，且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有力打击和遏制了醉驾、飚车等危险驾驶之违法犯罪行为。但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推进，不少问题显现出来，尤其是醉驾上的疑难问题逐步形成司法困境，而且，初期的有些作法已明显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效应式司法必然要走向精细化司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就相关醉驾入罪之疑难问题，以法律适用为视角，谈点一孔之见，期望有助于问题之研究。 　　一、关于醉驾之强制措施适用难问题 　　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逐步发现，对醉驾行为人施以强制措施存在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刑法第133条中对醉驾犯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就自然排除了逮捕强制措施之适用，因为逮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醉酒犯罪不符合逮捕条件。根据刑诉法第六章强制措施的规定，醉驾排除逮捕适用后，只有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可供选择。刑事拘留，法定期限一般为3日，情况复杂且经批准可延长1-4日，对结伙、流窜、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经批准延长至30日。而醉驾刑事拘留期限最长只能是7日。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必须在7日内完成醉驾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判决，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取保候审，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或独立附加刑者或有期徒刑取保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者，以及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或哺乳期中的妇女等。但醉驾案中一定比例的行为人来自外地，无法提供符合条件的保证人，采用保证金取保方式又难以确保行为人随时到案。监视居住，多适用于严惩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怀孕或处于哺育期中的妇女，或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扶养人等，且办案中采用监视居住方式耗费人力物力，实际效果也不好，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强制措施基本形同虚设。 　　综上比较，司法机关对醉驾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法定强制措施，基本上仅限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两种，这也是近三年来司法实践的基本走向。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走出强制措施之司法困境。其一，推行以取保候审为主，刑事拘留为辅的选择适用原则。因为取保候审法定最长期限为12个月，既可以为司法办案留足办案时间，减轻办案压力，又可以节省人力物力，降低司法成本，更合于醉驾案件社会危险性较低之特点，这原本系刑诉法第70条的立法要求。其二，采用取保候审方便了各个司法机关的程序操作与办案衔接，利于诉讼程序的快速运转，而且一旦嫌疑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时，各办案机关均可改变措施施行逮捕方式，且不受刑诉法第79条之限制。其三，根据国家立法机关近期已着手修改刑法的动态(法制日报2014年1月24日“人大立法”版《法工委已经着手进行调研论证》)，建议增加规定“曾因醉驾判刑的，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追究刑事责任”，提高醉驾法定刑，从而解决强制措施适用等一系列程序性问题。 　　二、关于醉驾之证据收集难问题 　　目前，一些办案单位反映，一方面，目前认定醉驾犯罪标准主要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果，即呼气酒精检测结果和血液酒精检测结果。问题在于，呼气、血液两种检测存在时间间隔问题，但酒精却是不断挥发和被人体分解的，从而造成在呼气检测时达到醉驾标准，但送去专门机构进行血液检测时却没能达到标准。另一方面，言词证据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通常情况下交警最初查获时嫌疑人一般都承认其有醉驾行为，但当案子移送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时，却对醉驾声称不清楚或矢口否认，甚至编造没有开车的事实或证据。再一方面，证人证言也存在不稳定性，因为醉驾案件中，目击证人往往是犯罪嫌疑人的亲朋好友，证人很难作真实陈述，而且犯罪嫌疑人案发后多被取保候审，有充足时间和空间去活动，极大提高了串供和干扰证人的可能性(记者走访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时刘枚副检察长发表的看法，法制日报1月24日“视点”栏目)。 　　笔者认为，证据是定案之根据，事关醉驾犯罪的打击力度问题，的确马虎不得。根据司法实践反映出的问题，笔者认为改进取证方法，完善规范化、标准化取证体系很重要。第一，在酒精含量的取证上，确保真实性和准确度。既然目前认定醉驾犯罪标准主要是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果，亦即呼气酒精检测和血液酒精检测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