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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技术路径及生态效应* 　摘 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萎缩； 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只好通过扩大垦殖规模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滥垦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 关键词：农业开发 技术路径 生态变迁 明清时期对西北地区长达四百余年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们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着手，以西北某个局部地区为个案，对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成果[1] 。但是，仅仅从制度上和行为上来讨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难免有粗略和笼统之嫌。实际上，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会不会产生破坏作用以及破坏程度的大小，除了与开发的力度和广度相关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开发的技术和手段。本文即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方面着手，讨论开发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藉以说明技术手段在农业开发中的重要性。 技术路径是指实施某一具体目标而采取的技术和手段。明清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开发西北地区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基础设施的修建、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使用等方面。这些措施，的确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扩大了垦殖规模，促成西北地区农牧业主体地位的确立，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隐含着很多消极的因素。本文试对这些措施和方法逐一进行剖析，以考察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毕业论文 一、大规模移民与人地关系的恶化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一部分是化军为民，实行耕战结合；另一部分是从邻近省份或外地移民而来。明清时期，政府究竟组织过多少次移民，因缺乏记载，已经难以考实。即便是皇皇巨著《移民史》，对此也语焉不详。但可以断定，从元末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宽松状态，到清末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恶化状态，主要是移民及其子孙的无限度垦殖而造成的。 考诸史籍，明清时期西北地区最早的移民活动，当始于洪武初年。其后，移民活动在西北地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持续进行。从移民路线上看，既有西北区域内相互移民，也有跨区域的人口迁移。 （一）域内移民 这类移民主要是对西北地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进行调整，改变西北局部地区人口的密度。 西北地区由于条件和水平不同，各地人口分布很不平衡。为了对本地人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明清政府采取“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人口密度较大或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居民移往空旷肥沃之地。据笔者考察，域内移民主要有三条线路：一是从甘肃移往青海。如洪武十三年，“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2] 。永乐年间，贵德共有十屯，其中季屯、李屯、脱屯都是从河州迁来的汉民。二是从甘肃移往新疆。相对而言，甘肃地区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且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可垦之地已经很少，无地无业贫民大量存在。因此，从康熙年间开始，政府有计划地将关西地区居民迁移到新疆东部地区。到乾隆年间，随着新疆局势的稳定，政府又大量迁移甘肃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安置到北疆伊犁地区。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陕甘总督杨应琚将肃州、安西、高台等处三百民户，移往乌鲁木齐屯田[3] 。乾隆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又招募肃州、张掖县贫民1300多户、敦煌县190户、高台县民400余户，前往乌鲁木齐之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处安插种地[4] 。截止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天山北路“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余户”[5] 。三是省内人口迁移，主要是将贫瘠荒凉地带居民迁移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康熙五十六年，甘肃巡抚绰奇招募无业贫民，送往关西安插，于“西吉木地方安插民人二百七十户，达里图安插民人五百三十户，锡拉谷尔安插民人一百六十户”[6] 。到雍正四年（1726），甘肃地方政府再次向关西移民，从平凉、庆阳、临洮、巩昌、甘州、凉州、肃州等处，迁移二千四百多户前往沙州（敦煌）。仅这两次迁移的民户就有一万六千多人。在新疆，乾隆年间，政府也多次将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迁往伊犁，垦辟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清政府“派出回人五百户，计阿克苏一百六十一户，乌什一百二十户，赛哩木十三户，拜城十三户，库车三十户，沙雅尔十三户，多伦一百五十户”，在官兵护送下，翻山越岭，历半月余抵达伊犁[7] 。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政府再次将南疆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赛哩木、拜城、库车、沙雅尔等地1500户回民迁往伊犁屯垦种地。[8] 。据统计，到乾隆三十年（1765）时，在伊犁安顿居住的屯田回人口达1796户[9] 。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后，天山北麓的维吾尔农民已达6000余户。 毕业论文 （二）跨区域的人口迁移 这类移民来自西北之外的其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