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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及诚信 　 2002年4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则题为“重庆助学贷款遭遇尴尬，两三成学生赖帐不还”的文章。2002年3月的《深圳晚报》报道了北京地区助学贷款大约有10%左右收不回来，大学生何以重利轻义，赖帐不还，诚信不如唐代的死囚呢？ 死囚是应判死刑或已判死刑但还没有执行的囚犯，诚信既是一个日常话语，又是一条法律原则。从日常话语来看诚信就是诚实信用，它的反义词是欺诈，所以诚信就是老老实实守信用、不欺诈，这或许是对其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诠释。从法律术语来看，诚信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被奉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德国学者施塔姆勒（stammler）将诚信原则与“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联系起来，认为诚信原则是这种理想的体现，符合这种理想即符合诚信原则[1].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诚信原则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含有“信”的因素，即法律关系一方应顾及他方利益，二是含有诚的因素，包括成人成己，成其事物，三是含有遵从交易习惯[2].无论是从日常话语还是从法律语义来看，诚信都是诚实守信不欺他人，而死囚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洋大盗之辈，他们始终与残忍、狡诈联系在一起。死囚与诚信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记载或许能改变这种看法。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3]“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4] 求生是人的一种本能。按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结果是纵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问题一是死囚何以能视死如归？问题二是死囚既然被纵谴，又无人督帅，按说已脱离危险地带，生命诚可贵，何不逃之夭夭了而前来受死呢？这说明在死囚价值观念中有比生存安全更重要的东西存在，这就是诚信，问题在于是死囚何以诚信如斯，置宝贵的生命于不顾，前来就死？ 原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得古今之中平，尽去前朝酷刑，套用今天的话说，《唐律》属于良法之治，《唐律》在制定时也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编纂。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务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刑法》）。他还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凡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贞观政要。赦令》），切忌草率从事。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行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本来唐高祖李渊制定《武德律》时，就曾经“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武德律》比隋律已经减轻了许多。可是在贞观年间，李世民仍然认为“旧律令重”，所以对《武德律》又作了重大的修改，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从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此外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的制度（见《旧唐书。刑法志》）。 二是在死刑适用上遵守严格的程序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呼！”“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者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活者甚么，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5].唐太宗认为，死刑至重，事关人命，须格外重视，所以对死刑犯要实行三覆奏，向皇帝报告三次，目的是对死刑的实行与否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是否实行死刑，因为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对人犯实行死刑并不是统治者的胜利，而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德化社会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然而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不能体悟圣意，其间必有冤枉者。实行三覆奏，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