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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中“法律上人”哲理思索 　 ;[内容摘要]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变化而发展，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不同类型的人性和对人性的不同观点，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法。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礼俗社会时代、自由权利时代和社会法时代，由此产生了民俗法、官吏法和社会法。现代法治社会的人基本上是社会法类型的人，在全球化时代应有全球化、多元化和新权利的意识，而那种认为法治社会的法应以“人性恶”为基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关键词]　法律上的人　法治与人性 ; 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思考法律问题已是西方法学的一个传统，他们往往从人性中寻找法律的客观基础，或者认为法的产生来源于人的某种属性，或者认为法的存在是为了补救人性的某些弱点，读来饶有兴趣。而在众多的论述中，拉德布鲁赫的《法律上的人》一文，一改人性不变的传统观点，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触发了我们的深思，现将初步的感想陈述如下。 ; 一、拉德布鲁赫在《法律上的人》中对人性与法律关系的论述 ; 拉德布鲁赫在1927年所写的《法律上的人》一文中，关于法与人性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即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变化而发展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不同类型的人性和对人性的不同观点，因而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法。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即古代的礼俗社会时代、近代的自由权利时代、现代的社会法时代，由此产生了3种类型的法，即民俗法、官吏法和社会法。下面分别介绍： ; (一)古代———礼俗社会(ｄｉｅ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及其民俗法(Ｖｏｌｋｓｒｅｃｈｔ) ; 他认为，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存在于各种血缘性的社会组织之中，尚未取得身份的自由，所以没有现代人的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加上人的智力还没有发达到能够自觉地制定法律的程度，所以那个时代尚没有制定法，法律只是隐含在风俗习惯之中。他说，如“日尔曼古代社会时期，法、习俗、伦理、宗教是融为一体的，法同时是先民的智慧，民族良知的声音，神的意志，因此它不是通过人类的立法制定的。法的养成是在各种法书(Ｒｅｃｈｔｓｂｕｅｃｈｅｒ)和智判询答 (Ｗｅｉｓｔｕｅｍｅｒ)中进行的”。①因此，“这样的法律时代呈现在我们面前，最有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是安全地起作用的，因此它们以习俗、以宗教为规定的前提，而该宗教是与义务、与人之血脉相系的礼俗社会 (ｄｉｅ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密切相关的。事实上，中世纪的经济制度连同其国家制度，均建立在这些人类的观念之上。”②这就是说，在古代习惯，它对人们权利的保护是通过对其义务的规定而实现的。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从血缘共同体，如家庭、部族等中独立出来。他认为，反映这一时期人的本性的最典型的社会，还没有现代意义的立法者，因而法律并不是由特定的个人制定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法律所表达的是无意识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其表现形式是风俗法律制度，即中世纪的同业公会制度和采邑制度。他说：“同业公会制度意味着对信用之垄断权的保障，即尊重同业公会将是一个充分的动力去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采邑制度的本意是：根据效忠领主的精神，以几乎非控制、非强制的履行条件来赠与最广泛的权利”。① ; (二)近代———自由权利时代(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ｓ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和官吏法或制定法 ; 拉德布鲁赫认为近代社会的法律是依照另一种人的类型建构的。这种人就是身份上自由的人，特别是“商人”或“经济人”。他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继受使单个的人脱离了礼俗社会。它们使人脱离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把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权利)的出发点。这样一种法律上的人的新类型是按照商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它是一种完全的逐利的、精于算计的形象(所谓有交易，则没了和气)。”②又说：“这是一种不仅非常自私自利，而且在自私自利时又非常精明的人；是只不过追逐自己的正当个人利益的人；是摆脱一切社会联系而只接受法律联系的人，因为只有法律才与正当的个人利益本身息息相关。……每个立法者必定是这样塑造他们的法律，把人设想为好像是自私自利的，以至于他毫无情感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在人身上好像是不设定法律限制的，他们如此精明，以至于很快会识辨这一限制的任何漏洞。立法者的法律……即使对一个魔鬼的民族也必须是适宜的，只要他们还有理智。”③ ; 他认为，这一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警察国家(时期)和启蒙(时期)或自然法时代。他说在前一个阶段里国家对人的理智还有点不放心，因而国家担任警察的角色，充当其臣民的“当然监护人，它将训导臣民抑制他们的意志，训导他们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家政”。由于这一时代的法律是以自由主义观念作指导的，而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