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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野下侦查权重构 　[摘; 要]：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和制度力量，塑造了现代侦查权的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本文中，作者以法治的视野，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我国侦查权的重构问题。　　[主题词]：法治；侦查权；重构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力量和制度力量，塑造着现代侦查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根据法治的要求，全面重构侦查权。下面，笔者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讨论一下我国侦查权的重构问题。 　　一、弥散与整合 　　侦查，系运用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强制权力查明案件并缉捕犯罪嫌疑人，以有效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行为。[1]侦查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具有明显的暴力性和侵权性，其行使往往以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为代价。因而，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奉行国家追诉主义，将侦查权交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垄断，禁止私人以武力方式自行解决刑事案件。即便在具有“公众追诉”传统的英国，由于对私人刑事追诉的限制及例外不胜枚举。因而，在实务上，刑事案件之侦查亦多由警方所启动。[2] 　　在此方面，新中国曾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自1957年“反右”后，特别在“文革”期间，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各地纷纷“砸烂公检法”，并在“群众专政”、“群众办案”的名义下，滥施捕人、审讯、搜查、扣押、监禁之权，导致“冤假错案遍地，亿万人民深受其害”。灾难的症结之一，就是“惩罚的弥散性”[3].即包括侦查权在内的国家刑罚权弥散于社会组织及个人，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针对这一弊端，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特别强调了侦查权的专属性，明确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包括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这就使弥散于社会的侦查权得到整合与集中，开始步入职能化、专业化、法治化轨道。 　　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受“政企不分”影响，我国许多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内部，设有自己的“公安处”、“公安科”，即所谓“企业办公安”现象。这些内设公安机构，在人、财、物方面均隶属于企事业单位，相当于内设的保卫机构，但却享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拘留、预审权，负责查处内部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侦查权仍旧弥散于社会的一种残余形态。这种局面，直到1995年之后才得到改变。1995年起，根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发〔1994〕19号）及《公安部印发〈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公通字〔1995〕5号），企事业单位内设公安机构开始“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改变隶属关系，划归地方公安建制序列”，原有内设公安机构一律撤销，停止行使公安职权。这一改革措施，使我国侦查权进一步由弥散走向整合，在职能化、专业化、法治化的道路上再进了一步。 　　与此类似的，还有纪检、监察机关的反贪调查权问题。近年来，随着反腐斗争日益尖锐化，纪检、监察机关所行使的反贪调查权、“两指两规”权，日渐演变成一种法外的侦查权。这些权限，源于《行政监察法》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之规定，属于行政性的调查权和党纪、政纪措施。但在实践中，出于反贪需要，纪检、监察部门却可以通过“两指两规”长期限制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并可以搜查其住宅，查封、冻结其资产，调取其通信记录等。因而，在实质上已演变成一种侦查权。然而，按照法治原则和宪法要求，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对公民住宅的搜查，对公民财产的查封，对公民通信的检查等，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其他机关不得越权行使。这就使手段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产生了矛盾，从现实需要看，这些手段确实必要，但却为法治所不容。 　　解决之道，在于重构反腐侦查权，将反腐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已有许多专家提出建议，可考虑将反贪局从检察机关剥离，与纪检、监察部门合并，组建国家“廉政公署”，专司对各类官员腐败案件的侦查。[4]与之适应，还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通过立法形式，明确授予廉政公署以足够的侦查权限。如此，就可以解决上述反贪手段的合法性问题，并大大推进反腐法治化、侦查法治化进程。 　　在公安机关内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侦查权弥散的倾向，亦需进一步整合。根据1998年《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公安机关内部，除刑侦、经侦、缉毒等侦查专业部门外，另外一些治安行政管理部门，如治安、边防、消防、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也开始行使侦查职权。这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全警皆侦，不利于侦查专业化发展，并影响侦查办案质量；二是一些部门既有行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