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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调解——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国特色1 　法院调解”“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中国特色1 中国是世界法制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司法制度经过四千多年的嬗变与发展,形成了血脉源于中华文明、符合国情民情的重要特色。法院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司法制度,是中华法系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今,这颗明珠在中原大地乃至全国再放异彩。河南省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坚持能动司法,丰富和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时代内涵,认真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不断强化调解优先意识,创新能动调解机制,提高矛盾化解能力,努力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在“调解年”成功调解了一大批大案、难案、群体性纠纷案件,案件调解结案率和息诉服判率明显提高①,努力实现案结事了、群众满意的目标,促进了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及时解决,维护了经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为构建和谐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在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是最具中国历史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形式。 　 　一、法院调解的历史特色:优良传统 　 毕业论文 　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历史悠久并且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官方、民间、宗族、寺庙等调解,是中国司法的传统,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调解制度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尧舜时期调解制度已经萌芽。舜以德“救败”,到历山等处,以仪义诚信和自我表率作用进行说服式的“调解”化解纠纷。在原始社会,“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hellip;hellip;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恩格斯)。进入阶级社会,调解方式被广泛接受,调解制度在中国古代盛行,是由于“贵在持中”、“贵在尚中”思想及“和合”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息讼止争”、“息事宁人”、“宽以待人”、“和合”、“和谐”等,几乎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喜调厌讼文化传统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 　西周在铜器铭文中就有调处的记载,设“调人”,“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调解婚姻田土等”细物。秦汉以来,调解成为诉讼的原则。《唐律疏议》中关于婚姻解除条款的“义绝离之”,可以间接证明调解的法律意义。两宋时期,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加,调解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代调解制度进一步发展。《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之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大清律例》沿用明律。所以,调解制度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至明清时期日趋完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颁布的法律规范要求民事案件尽量调解,并且肯定这种方式是解决纠纷、减少诉讼、改进司法工作的最好方式。譬如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刑事调解条例》第二条规定:凡民事一切纠纷均应厉行调解,论文联盟凡刑事案件除23个严重罪名外均得调解。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诞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化解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纠纷为根本目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对纠纷的处理意见和以群众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其好处正如谢觉哉同志1944年所说:“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边区的调解制度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适应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维护了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成为人民司法的宝贵财富。当时的调解着重强调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说服、教育,以团结大多数人保持革命阵线的统一和巩固。 论文代写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沿用“马锡五审判方式”。毛泽东同志1958年指出:“解决民事案件还是马青天(马锡五)那一套好,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3年第一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把“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确定为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十二字方针,1964年增加“依靠群众”后成为十六字方针。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要求“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调解为主”,重申了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调解制度,在1979年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案件,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调解优先的基调。在1982年制定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将“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