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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权利探究方法论 　　　摘 要：在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方法论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当前，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过于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从而将权利研究引入两个误区：其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形成了权力支配下的“义务本位”；其二是过于强调生态的整体性，将权利主体扩张到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甚至是非生命体。而由权利的本质所决定，个体主义方法论应是权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之一。这两种方法论在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应紧密结合。 　　关键词： 权利；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 　　Abstract:While studying rights in environmental law, one should, first of all, have a full knowledge of relevant methodology. Regretfully, now the study seems to have been misled by over-emphasis of the collectivism methodology and two adverse effects are manifested: (1) over stress of priority of state interests over private interests has resulted in the “obligation orientation” dominated by power; and (2) over stressing the integr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led to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owner of rights to the life other than man, even including non-life objects. Determined by the essence of rights,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 should be deemed indispensable in the study of rights. Indeed, both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the study of rights in environment law. 　　Key Words:right; methodology;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一、方法论对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理论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其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更新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正如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1］。拉伦茨教授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亦说：“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2］。可是，在我国法学研究中缺乏对方法论的重视，诚如台湾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我国法学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致使法学之发达甚受限制”［2］80。梁慧星先生曾说：“我国大陆法学忽视方法之倾向更为严重，此是不争之事实”［2］80。 　　朗内斯特在他1983年所编的《哲学词典》中指出“对那些总是指导着科学探索的推理和实验原理及过程的一种系统分析和组织……，也称之为科学的方法，因而，方法论是作为每一门科学的特殊方法的一种总称”［3］。1977年出版的《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则将方法论定义为“一门学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对特定领域中关于探索的原则与程序的一种分析”［3］22-25。梁慧星先生在论及方法论时，认为“方法论的任务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从我们想象和认识的某一给定对象出发，应用天然供我们使用的思维活动，就能够完全地即通过完全确定的概念和得到完善论证的判断，来达到人类思维为自己树立的目的”。“方法论与人的活动有关，它给人以某种行动的批示，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2］81。 　　方法论与方法是不同的。“方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它由“遵循”和“道路”两部分组合而成，意为“遵循某一道路，即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按一定的顺序所采取的步骤”［4］。方法是“做任何事的方式、模式、程序、过程……有规则的、有条理的、明确的程序或方式”［3］22-25。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指在环境法学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