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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谈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培养和造就 安邦咨询　　　2011年12月30日 我在北师大读博士的时候，一开始读的是经济学，后来转成了公共政策。再加上几十年的工作积淀，人来人往，时来事往，有了一些观点和想法，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下，供未来的年轻学子们参考，以便修正自己的发展道路。 谈到公共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各种说法，各种观点都有，在国外很多地方，根本就没这个概念，大家讲的是政策分析或是政策科学，这里就不做理论性的探讨了。咱们谈点实际的，聊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看看现在和未来这个领域里的事情，也看看将来会有怎样的表现和结果，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 在公共政策领域做学问，必须要知道的一点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你查查百度，拉斯韦尔对公共政策学的六点界定，第一点就是，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须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前提。完了，要按照这位先哲的观点，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基本就没法搞下去了。现实不是这样，中国其实更注重公共政策的研究，从延安时代开始，甚至就是由最高层领导人亲自负责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成果一用就是几十年。后来，政治迷信蔓延，这方面的研究就处于停滞状态了。实际上，后来我们已大大地被西方国家，尤其是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云集的智库所超越。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比如中国威胁论，那就是一个智库观点。西方智库运作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研究领域的公共关系处理，哪里有专家，就通过运作关系，动员起来，最后为智库所用。因为智库有资源，智库有关系，智库有钱啊，所以做这种事情很在行，由他们组织专家，搞出了很多的东西。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一搞出来，我们简直就是手忙脚乱，到处临时抱佛脚，找专家做反击。我们能有什么专家啊？无非就是报纸上的那些名人、名嘴、著名的专家学者，人家哪将这种人放眼里啊，根本不与你对话，于是我们的反击变成了自说自话，中国威胁论依旧时不时地在这里或是那里拿我们一下。 所以，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在政策研究的有些方面的确是大大的落后了，的确是技不如人。 我在兰德访问的时候，兰德公司的人说，你们中国人来的太多了，但有什么用？这个话的潜台词是，我们的这一套，你们学不了，也用不了！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我在兰德公司看到的情况，的确表明人家的研究事务运作是非常专业和成熟的。西方国家对专业精神的崇拜，贯穿始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质量高，影响力就是大，而且要命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西方国家搞政策研究的，项目主管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斯斯文文的，讲话节奏不快，但观点犀利，这种专业人士，很难对付。你靠调门高，一点用处都没有。 反观我们，年轻人多，很多项目都是由急于出头的年轻人来做。弄出来的东西，要么与潮流一致，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可以说基本就是抄袭的；要么就是一味地反潮流，只图标新立异，甚至是骂街，喜欢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一套，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出名。我们的报纸也喜欢迎合这一套，今天说某教授发表了某某惊人之语，明天说某学者讲什么、什么未来大趋势。其实，这些都不是专业表现，如果按照专业精神的标准来看，都是很初级的。这种初级，还表现在项目运作时间上，我们的一个政策项目，往往只能做个几周时间，而人家要做几年，一个按周算时间，一个按年算时间，你说质量能一样吗？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会的，我们也在进步的，这是一定的。看问题一定要有前瞻眼光，否则你就比老先生的心态还老。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年轻人想出名有错吗？ 年轻人总是要出名的，关键看怎么个出法。我们也有年轻人，热衷于给媒体写文章，弄些观点PK，希望能有点耸人听闻的效果，这就出名了。写文章练练笔头，这是符合要求的，但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如果就是为了写点豆腐块，帮助编辑填充版面，为了耸人听闻，那就自我降低层次了。本来是个智库的专业人士，结果却变成了报纸或是媒体编外的写手、拿小钱的记者，这难道不是在降低档次吗？专业人士没有这么干活的，大家都明白自己的追求，文章也写，但那是有话要说，为了影响力或是推广，总之是有明确目的的。所以，西方的大投行，对于研究人员在媒体发表文章是有严格的审查和条件限定的。不是说，你在投行搞研究工作，就可以随便讲话了。你看现在那些随便讲话的研究人员，要么就是被边缘化的，要么就根本不是研究人员了。 所谓出名有道，年轻人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要靠项目出名，要靠理论出名，尤其是要让自己与时代背景捆绑在一起，这样就站得住脚。能够这样做的，意味着你一定是精英了。 可能有人说，精英算什么？我要务实的，我要的是发财。 研究人员应该发财吗？现在考公热是热到发烧啊，大家为了个公务员，头都打破了，拼的是鱼死网破埃搞公共政策研究的，亦官亦民，那是何等的优越地位埃一个是做官员学问的地位超稳定，另一个是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