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方法及其他——基于人文研究的若干问题.docVIP

　　理论、方法及其他 ——基于人文研究的若干问题 　　无论是人文学科，抑或其他研究领域，都不仅涉及什么(研究指向什么)，而且也关乎如何(研究如何展开)，后者内在地蕴含着方法论问题。这里不拟对方法论作严格的逻辑界定和说明，而主要就人文领域研究中与如何相关的问题，作若干考察。 　　一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方法往往被看作是与思想或理论相对的形态。然而，如果我们对两者关系作进一步考察，便可以注意到，理论和方法之间并不如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界限分明。按其内在本性，方法并非单纯表现为某种程序、手段、步骤，等等，若仅仅作此理解，则人文学科的方法便可能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在其现实性上，方法和理论具有难以分离的关系。从宽泛的层面看，理论可以理解为对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的某个方面或领域的系统性理解和解释。以哲学而言，其实质的内容即关于整个世界(包括人的存在和对象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哲学之外的不同学科的理论，则是对相关领域或对象的理解和说明。作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把握，理论本身可以被应用于对世界和人的进一步研究，并具体地影响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过程的展开、研究结果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同时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二 　　宽泛而言，人文学科的特点在于以观念的形式把握世界，由此进一步涉及思想和存在的关系。思想以观念为表现形式，存在则包括外部世界、人类自身的存在，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后者表现为打上了人的印记的实在。思想和存在的关系既可以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维度加以论析，也可以从方法论的层面作具体考察。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人文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该立足于现实存在，避免流于抽象的思与辨。按其性质，方法可以被理解为得自现实，还治现实的观念形态，也就是说，方法的根据来自于现实存在，但同时又能作用于现实本身。以关于人和自然或天人关系的理解而言，其中便有一个是否基于现实的问题。时下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念: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突出天人相分。这种断论的背后，包含如下价值前提:合具有正面或积极的意义，分则是负面或消极的，从而应该予以否定和拒斥。概要言之，即:凡分皆坏，凡合皆好。这种论点，显然具有抽象的性质。从现实形态看，天人关系首先表现为天与人在历史中的互动过程，理解这一互动过程，需要区分不同意义的合一。简要而言，天人之间既可以表现为原初意义上、未经分化的合一，也可以展现为经过分化、通过重建而回归的天人合一。以上两种合一的含义并不相同。在凡分皆坏，凡合皆好的观念下，往往将导致一味地崇尚合，甚至讴歌原初形态的合一(未分化的前现代意义上的合一)，这种思维趋向远离了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仅仅表现为一种浪漫、空幻的抽象推绎。事实上，立足于人类历史的现实演进，便可以看到，在天人关系的早期形态下，人的行为与自然的运行主要处于原初意义上的相关性之中，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表现了这一点。经过近代以来的分化过程，天人之间逐渐趋向于扬弃近代以来人对于自然的单向征服、支配、利用，重建两者的统一。今天谈天人关系，无疑应着眼于后一意义上的统一(即经过分化而重建的统一)，如果离开历史现实，一味地从分和合的抽象观念出发，往往很难避免空幻的思想推绎。以上事实同时也表明，基于现实，是真实地把握对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前提，后者构成了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人文学科中，往往涉及不同的文献材料。从文献材料和人文研究的关系来说，基于现实存在的原则具体表现为立足真实的文本(包括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献)，以此为理解历史的根据，并进而通过对文献的切实研究，引出相关的理解和观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从可靠的文献出发，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基于现实。 　　三 　　在方法论上，与思想与存在之辩相关的，是实证与思辨的关系。宽泛而言，思辨可以有二种形式，即抽象的思辨与具体的思辨。抽象的思辨往往脱离形下或经验之域，仅仅在形上的层面作超验的玄思，具体的思辨则以形上与形下的互动为前提，表现为对相关对象的逻辑分析、理论把握。这里所说的实证主要涉及对材料的把握和考察，与实证相对的思辨，则主要指具体的思辨。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看，实证和思辨的关系问题，乃古已有之。以历史上的汉学与宋学之争而言，汉学偏重于实证，当然，在汉学内部又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两者相比，今文经学较多地关注义理分析，注重所谓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偏重于实证研究;与宋学相对的汉学，更多地指古文经学。宋学则以理学作为代表，理学以对理气、心性等关系的辨析为主要指向，对理论的分疏与把握相应地在其中占主导的方面。可以看到，汉学与宋学之争背后，实质上是实证和思辨之间的分别。清代学者更具体地区分了虚会和实证，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曾著《尚书古文疏证》，其中比较明确地提到了以上区分:事有虚会，有实证。 (卷五) 虚会关乎逻辑的分析，其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