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学中模子rdquo的应用.doc

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 叶维廉 让我们从寓言或事件中学习： 话说，从前在水底里住着一只青蛙和一条鱼，他们常常一起泳耍，成为好友。有一天，青蛙无意中跳出水面，在陆地上游了一整天，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如人啦，鸟啦，车啦，不一而足。他看的开心死了，便决意返回水里，向他的好友鱼报告一切。他看见了鱼便说，陆地的世界精彩极了，有人，身穿衣服，头戴帽子，手握拐杖，足履鞋子；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鱼，身穿衣服，头戴帽子，翅挟手杖，鞋子便吊在下身的尾翅上。青蛙又说，有鸟，可展翅在空中飞翔；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腾空展翼而飞的鱼。青蛙又说，有车，带着四个轮子滚动前进；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带着四个圆轮子的鱼…… 这个寓言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了我们好几个有关“模子”及“模子”的作用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作上或是在学理的推理上以及其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有意无意的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鱼，没有见过人，必须依赖他本身的“模子”，他所最熟悉的样式去构思人。可见，“模子“是结构行为的一种力量，使用者可以用新的素材来拼配一个形式，这种行为在文学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文类”（Genre）在诗人及批评家所发挥的作用。诗人在面临存在经验中的素材，必须要找一个形式将之呈露。譬如，“商籁体’或”律诗”的形式的应用，以既有的一组美学上的技术，策略，组合形式，而试图去芜存真，从虚中得实，从多变中得到一个明澈得形体，把事物的多面性作一个有秩序的包容。而当改模子无法表达其所面临的经验的素材时，诗人或将模子变体，增改演化而成为一个新的模子，而批评家在面临一作品时，亦必须进入这一个结构行为衍生的过程，必须对诗人所探取的模子有所认识，对其拼配的方式及其结构时增改衍化的过程有所了解，始可进入该作品之实况。是故纪廉（Claudio Guillén）在其《文类的应用》（On the Uses of Literary Genre）一文中说： 文类引发构形……文类同时向前及向后看。向后，是对过去一系列既有的作品的认识，……向前，文类不仅会激发一个崭新作品的产生，而且会逼使后来的批评者对新的作品找出更完全的形式的含义……文类是一个引发结构的模子。 但模子的选择及选择以后应用的方式及其所持的态度，在一个批评家的手中，也可以引发出相当狭隘的错误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鱼所得到的人的印象是歪曲的，我们都知道错误在哪里，那便是因为鱼只局限于鱼的“模子”，它不知道鱼的“模子”以外人的“模子”是不同的，所以无法从人的观点去想象、结构及了解人。跳出自己“模子”的局限而从对方本身的“模子”去构思，显然是最基本最急迫的事。 证诸文学，大家第一个放应很可能是：文学是人写的，不是别的动物写的，我们眼前的成品乃根据人的“模子”而来，是人，其有机体的需要，其表达上的需要，必有其基本的相同性相似性，因而（我们听到许多的批评家立论者说），只要我们抓住这个基本不变的“模子”及其结构行为的要素，便可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一个系统便可应用到别的文化中的文学作品去。这一点假定。不只见于中西的文学理论家，亦见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但事实上并不那么干净利索。首先，我们不知道所谓“基本不变的模子”怎样建立才合理？其次，我们深知人们经常的使用着许许多多的各有历史来由、各有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模子”去进行结构、组合、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如此相信：在史前期的初民，如未受文化枷锁的孩童一样，有一段时间是浸在最质朴的原始的和谐里，没有受到任何由文化活动成长出来的“模子”的羁绊，是故能够如孩童一样直接的感应事物的新与真，能在结构行为中自由发挥，不受既定的思维形式的左右，不会将事象歪曲。但文化一词，其含义中便有人为结构行为的意思，去将事物选组成为某种可以控制的形态。这种人为的结构行为的雏形（文化模子的雏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至于那一个文化的模子较接近原始和谐时的结构行为和形式，我们暂且不论，但文化模子的歧异及由之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我们必须先予正视，始可达成适当的了解。我们固然不愿相信有人会像象鱼那样歪曲人的本相，但事实上呢，且先看下列两段话： 中国人在其长久的时间把图画通过形象文字简缩为一个简单的符号，由于他们缺乏发明的才能，又嫌恶通商，至今居然也未曾为这些符号再进一步简缩为字母。 The Work of the Rev.Willam Warbuton, ed, R .Hurd .7 vols .(London ,1778) 111,404 鲍斯维问撒姆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 阁下对于他们的文字(指中文)有何意见?约翰生说：先生，他们还没有字母，他们还无法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