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幸福目标、幸福动机、幸福手段、幸福标准、幸福效果.docVIP

幸福观是人们关于幸福目标、幸福动机、幸福手段、幸福标准、幸福效果等问题所持态度的观念系统。它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对待幸福问题上的表现，是产生并形成幸福感的关键。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幸福的研究，作者主要研究的方法及内容进行了梳理并进行详细的总结。 我国学者对幸福感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并从不同时代和不同对象进行了大量研究。 邢占军在体验论幸福感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个包含54个项目、10个分测验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验证了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由身心健康体验和享有发展体验两种成分构成。随后，将该量表用于城市居民中的一些特殊群体，都具有良好的测量学特性，且该量表的测量学特性也得到了纵向研究的验证 。但由于以上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多取自特定区域，所以量表的大范围推广存在较大局限。邢占军在全国范围内取样研究，并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形成了由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测量学特性。最后，还对量表的各个评价维度的权重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采用回归方法合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总分的效标效度指数0.521，明显优于采用等权重方法合成的效标效度指数0.485 。 我国学者苗元江尝试整合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概念框架与测评指标，建构综合的、统一的幸福感理论框架，提出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快乐与意义的统一、享受与发展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与验证理论模型，形成整合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的《综合幸福感问卷》。综合幸福感问卷包括一个指数、两个模块、九个维度，共50个项目 。问卷采用七点式计分，幸福指数采用九级评分，其研究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军人、大学生、中学生、研究生、高校女教师、老年人、医务人员以及特殊人群等群体幸福指数的研究 。 奉先武，黄柏兰 采用自尊量表、情感平衡量表以及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测查了227名农民工。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农民工自尊与幸福感、负性情感及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情感平衡呈显著正相关，与正性情感相关不显著；（2）农民工自尊与幸福感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已婚农民工比未婚农民工体验到更多正性情感；（5）农民工自尊与幸福感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农民工自尊与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袁林，李文龙 等对湖北武汉、江苏淮安、山东莱芜等地区农民工的调查采访，细致分析了农民工的整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真实把握了农民工在生活等方面对幸福的感受，以期为党和政府进行决策提供较科学的参考依据。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为家庭状况、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状况等；孙灯勇 调查了湖北省两个市农村留守农民共计245人的幸福感状况。研究表明，当前湖北省农村留守农民整体幸福感指数中等偏上，但在具体的幸福感维度上，表现出经济状况幸福感和社会环境幸福感状况满意度偏低。同时他提出了建议，建议国家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惠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在继续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解决物价高、看病贵、小孩上学难等问题上力度要更大；吴丽，杨保杰，吴次芳 通过研究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健康和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是否显著，并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他们提出要广泛关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在失地农民安置政策体系中的作用；花晓波 以南通市五一新村为例，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走访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进行探析，着重以失地农民的城市幸福感为主线，分析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反映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失地农民生活的困难，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愿景。她建议社会应广泛关注这一被城市“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困难，提升他们对政府和城市的满意程度以及幸福感。给失地农民更多人文关怀，使之尽早适应新环境下的生活；王文龙 认为幸福不只是一种主观判断，它严重受制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公平机会获得，那种认为农民的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不断地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繁荣农村文化，保护农村生态才能真正地提高农民的幸福感。 章洵 基于中国人口学会在武汉地区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认为自己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或幸福情况一般；但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个人方面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状况以及目前在本城市的生活水平等情况有关；宋晓飞，徐凌忠，王兴洲 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