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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洞见与尝试 ［摘要］：在现代科技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可能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范式理论的角度看，其可能性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内核，能够渗透本已处于自性破缺境地的现代科技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新的涌现；从认知取向的角度看，其合理性表现为传统科学方法的种种弊端，都能够在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中得到克服；从认识方法的本原性来看，其可行性表现为意象思维能够包容概念思维，更贴近思维的本质；从思维品质来看，其必要性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内在的非线性、创造性，契合时代要求。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传统认识论实施改造，以求在人文社会学科、非线性领域和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分歧；还原；融合；提升 一、从范式更替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使人们惊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隐秘的思想关联”，“确有不谋而合的共通之处。”而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后现代思潮在解构传统文化方面比较强势，而要建构起一套文化体系取代现代科技文化，却又倍感无力。这种现象可以说隐含了这样两层含义：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解救现代科技文化困境的希望，也许这是我们抱有复兴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好理由；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的观点，都与西方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对立，这也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重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首先要面对现代科技文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构筑的物质现实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所带来的高度发达的技术、殷实的财富、繁荣的经济面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不见得比几百年前强。表面上看，中、西方的文化几乎是水火不容的，从现代科技文化到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具备从范畴到形式的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完成状态的成果形式，似乎并不具备库恩意义上的取代西方科技文化的资质。不过，无论人们对库恩的范式理论解释如何褒贬，都不能不承认库恩揭示的范式及其更替现象的存在。这一现象包括：第一，任何一种范式都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内核；第二，不同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是实质上的不可通约，而不一定是形式上的；第三，从一种范式转变为另一种范式，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是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个体的自性分裂和总体新范式的涌现。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产生中医、中国古典工程技术等无污染型成果的学术基础。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内涵和高品质的思维方法，使得西方后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心存景仰。我们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技文化之间的分歧，与以往西方哲学不同流派之间的分歧和论争决然不同。以思维方式来看，从西方的概念逻辑思维到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不是两种平等对立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是思维方式的提升。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具备取代西方科技文化的能力的。其实，既然范式的转变是在个体的继承、发展和破缺的基础上产生的总体新范式的涌现，那么，合理的、根本上的个体改造也就是引发总体质变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对西方现代文化实施改组或改造，扬利去弊，深化发展，也许就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这需要我们首先直面客观现实，但绝不是用西方病态的现代科技文化理论来审查或改造国学，那是不自信的表现，而是在对国学充满理解和自信的基础上，在充分尊重现代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来审视当前的科技文化及其利弊，从实质上对已有的现代文化基础进行诊断和改造，才有可能在现代科技表现无能的领域实施导向、领航，从而在现代科技文化的基础上，发挥中国传统文化本有的机能，再造辉煌。 二、从认知取向的差异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合理性 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概念思维，中国传统的认识方法属于意象思维。意象思维以现象为认识的起点，以意象为认识的终点，“以时间为本位，尊重事物的自然整体，采取主客相融的立场来认识世界，表现出与概念思维巨大的差异。众所周知，西方传统认识论基本上是对古希腊哲学的继承，其逻辑出发点就是源自柏拉图的“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是隐藏在我们用感官所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的背后的”。为了理解和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理，人们必然会以实体为认识对象，“实体观构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基础的核心”[4]。实体，是各种相互独立的片面、与时间无涉的属性的总体，并由更小的微粒或部分以一定的空间结构组装起来，即使在系统论中的认识对象系统，也不过是实体的集合。用笛卡尔的观点来讲，“所谓实体，就是某物为了存在，不需他物，只需自身”。因此，将对象实体从背景中隔离出来，将实体理解成各种不相干的片面属性的载体，以此种方式对实体进行分割，同时也对时间和空间予以分割，经过知觉分析的加工过程，包括分割、归纳、抽象，达到对属性或本性等共相的理解层面，然后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