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波律师基于袁春海被劳动代理.doc

李海波律师关于袁春海、宋立伟等六人被劳动教养案代理词案情简要：2004年5月17日，吉化公司明城建材总厂下岗工人正常行使上访权利要求解决劳资问题，并依法选出了5名上访代表；在受到公司领导欺骗的情况下，他们自发决定进京反映情况。但在火车站，铁路部门竟然不向他们出售到北京的车票，因此他们决定买票到烟筒山后再按规定补票。在烟筒山车站，他们发现下面已经布满了防暴警察，这时许多不想进京准备回家的人都不敢下车了。车到梅河口车站后，他们乘坐的车厢挂钩被摘下，公安机关开始上车抓人。后经协商，他们在有关部门答应回吉林市解决问题的承诺后主动下车。然后这些人就被强制分别送到吉林市的四个看守所“解决问题”，要求他们写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其中八人被决定治安拘留15天，10人被刑事拘留，后被劳动教养。 　　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原告袁春海、宋立伟、陈忠城、王丽香、郭翠兰、王金萍的委托，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指派我参加本案的诉讼，经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被告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1、被告适用公安部的部门规章做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被告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为公安部1982年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该办法的法律层级为部门规章。 　　由于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或强制措施对当事人的权利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国家对于有权设定这类事项的法律依据是从严予以限定的。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这里所指的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 　　按照我国的立法权限，即使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没有权利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和强制措施，本案被告仅仅依据公安部制定的一个部门规章就做对六位原告做出了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明显法律依据不足。 　　2、退一步来讲，假使《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合法性没有问题，被告适用该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做出对原告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也违反了该依据限定的主体要件。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为：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按照这一规定可以决定劳动教养适用的主体人群为：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员。本案的六名原告都是吉化公司明城建材总厂的下岗工人，他们已经和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没有了工作岗位，这一点被告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中也是明确予以认定的。正是因为对于原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不满意，几名原告和其他下岗工人才多次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问题，如果他们有工作岗位的话，怎么还会“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如果被告要适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对原告做出劳动教养决定，那么你们应当首先给这些没有生活来源的百姓找一个工作，这样才符合该条规定的主体要件。现在几名原告即使想违反这一条规定也没有这个资格！被告做出的这种劳动教养决定实在是荒唐之极。 　　二、被告做出的的劳动教养决定违反法定程序。 　　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 　　本案中，被告在做出劳动教养决定之前根本没有履行这些法定程序，应属程序违法。被告庭审中辩称公安部后来发过一个文件取消了这个程序规定，但是该文件不是公开的，属于内部掌握。没有公开的法律文件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这是行政法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况且《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制定后经过了国务院的同意，公安部作为下级有什么权利改变国务院同意的事项？ 　　本案人民法院应当以公开发布的法律文件对本案的程序进行审查，对“秘密文件”的合法性不予认定。 　　三、被告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 　　被告做出的六份劳动教养决定书中，除了当事人的名字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内容基本一致。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向法庭提供了证据，对这些证据我们已经一一发表了质证意见，现在对这些证据的特点做一下总结： 　　（1）证据形式都是证人证言，都是当时曾经参与上访的下岗工人在被刑事拘留时所做的调查笔录，其中许多的“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但被告用来彼此证明，即用袁春海的证言来证明宋立伟的违法行为、用陈忠城的证言来证明王丽香的违法行为，等等。 　　（2）没有一位证人为被告出庭作证，但是这些证人今天多数也出庭了，他们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