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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财务绩效相关探究 　本文转载《商业研究》　作者简介：孙福兵（1981-），男，浙江温岭人，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创新与企业管理。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SCG069。 一、引言 　传统的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分析，绝大多数可归于对外部性的分析，用庇古发明的社会边际条件与私人边际条件的分离来分析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类传统的模型存在两个缺陷：其一，把整个企业当成一个“黑匣子”来看待，把CSR当成是静态的外生性问题来处理；其二，由于是对整个企业作成本-收益分析，就不能分离出来企业里面的诸多行为人对CSR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关于CSR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文献大多是基于案例研究和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 　在众多实证研究文章中，关于CSR与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性的结论莫衷一是，认为存在正向、负向和中性的都有。比如早期的实证研究，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1985）将CSR指数（an overall Firm-Level Index of CSR）与企业利润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者基本上呈中性水平；McGuire，Sundgren和Schneeweis（1988）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是：CSR跟企业绩效的关系取决于要考察的时间，前几年的绩效比接下来几年的绩效跟CSR的关系要更加紧密一点，且这种关系是正向的；Margolis和Walsh（2001）对80个企业案例的研究表明，53%的企业财务业绩与企业履行良好的社会责任呈正相关，24%没有关系，5%呈负相关，而19%则有混合的结果①。李正（2006）以中国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CSR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认为从短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其价值越低，但从长期看，履行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而王晓巍等（2011）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研究却显示企业承担的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以上研究之所以有三种不同结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由于CSR难以正确量化。CSR的计量在国外有声誉指数法和内容分析法：声誉指数法是指向被调查人（例如，MBA学生或公司员工）发放问卷，考察他们对不同公司的评价；内容分析法则是对企业的文件或者报告进行内容分析，按照企业文件中披露的CSR活动的字数、行数、页数或者按照企业从事CSR活动的小类进行指数赋值等来进行评价。这两种计量方法明显带有主观性，而且都是在某一时点上个人的评价，但企业经营业绩如利润增长、投资回报、股票市场表现等则是流量指标，每年都有变化。另外，CSR从企业角度而言是一种投入（用G表示），但也会由此增加产出（用Pprime;Qprime;表示）。比如，由于CSR成功实施将增加企业的声誉，进而影响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购买及消费意愿，从而增加企业的销售与利润。所以，CSR成为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的一个内生变量。但企业实施CSR究竟是否会增加企业的利润，还得看（Pprime;Qprime;-G）究竟大于、小于还是等于零？既然三种可能都存在，CSR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也完全存在三种结果的可能。 　总第437期 　孙福兵：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 　···· 毕业论文 　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策略性CSR 　正因为企业实施CSR对企业经营绩效存在不确定性，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业界，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均存在不同看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业界才开始逐渐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并重新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这一传统观点。之后，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新经济时代，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被提高到战略发展的高度来要求和对待，并且其内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到了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纵观企业界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漠视社会责任现象到现如今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转变，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首先，从外部环境影响来看，导致这种转变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和推动力是企业为了避免昂贵的法律诉讼或不良公众形象对企业信誉和形象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水俣病等四大公害以及对老人、儿童危害极大的光化学烟雾、引起哮喘的汽车废气等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对企业的责难，企业的社会责任论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煤炭、石油等的大量使用以及森林植被的破坏性砍伐等造成的全球气温骤升，加上工业废水和工业废物对水和土壤的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民众对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而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市场机制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