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司法鉴定若干法律问题探究.docVIP

精神病司法鉴定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郭华，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精神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以及影响社会安定较为突出的带有社会性的法律问题。①人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出现精神异常，在其“心神丧失”或者“精神耗弱”的境况下作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一“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则“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②这种“法定程序鉴定”不仅在定罪量刑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会影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宪法性权利。然而，精神病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能完全担负起诉讼制度嘱托的这一重任，③使得人们不仅对精神病医学本身的科学性多有疑虑，而且对精神病鉴定失去应有的信赖。④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指出，“经历过几十件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案件讨论，有一半以上的案件作过两次以上的鉴定hellip;hellip;没有一例是两次鉴定结论完全一致的。只要有两次鉴定，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⑤这些呈现在国人面前的现实与精神病鉴定实践中幽暗不明的鉴定意见冲突，加剧了人们对无法借助于精神病医学来维护司法公正的隐忧。 无独有偶。1977年德国学者荷恩慈(Heibz)从皮特斯(Peters)的研究资料中发现：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鉴定案件中，有错误诊断结果的，第一次有48％，第二次有4％；有发现错误结果的，第一次有60％，第二次有24％；在第一次鉴定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鉴定中，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存在偏见，因而倾向于归咎不利的判断。⑥中外精神病鉴定存在的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使我们联想到：如果精神病学是人们需要的一门科学，而它又是一门多么靠不住的科学呀？”⑦同时，还触发了人们对精神病鉴定如何才能回归科学以及建构何种司法鉴定制度才能使其为司法活动提供可靠证据等法律问题的重新思考。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精神病医学等实体性问题的科学性，而且还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启动、重新鉴定以及鉴定意见采纳等一系列影响程序公正的问题，其复杂性远非其他鉴定类别所能比拟。目前，在我国《精神卫生法》、《精神疾病鉴定实施办法》制订之际，尤其是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删除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专门规定和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实施，研究精神病鉴定问题，对有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制订以及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从司法实践中存在精神病鉴定争议较大的20个案例出发，寻找精神病鉴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旨在为正在进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精神卫生立法以及其他精神病鉴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参考性建议，希冀通过精神病鉴定制度的完善以提升精神病鉴定的可靠性与可信性，进而使精神病鉴定能够为诉讼活动提供坚实的证据。 二、刑事案件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实践考察与分析 我国《刑法》之所以将诉讼中有关精神病问题的判断规定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其原因不仅在于精神病鉴定应当由具有资质的精神医学专家来诊断以及通过精神医学的先行判断来解决精神病对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存在何种影响，还在于借助司法鉴定制度的桥梁来解决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或者大小这一带有技术性的法律问题。由于我国精神病鉴定制度未能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进行有机衔接，致使这一解决法律问题的制度本身颇具争议，其司法实践中正面效应有限，容易在当事人(控辩双方)乃至司法与民意之间引发分歧，以至于这一解决精神病问题的专门制度成为舆论追问与专家声讨的焦点。本文从众多存在分歧的焦点案件中选择了涉及精神病鉴定的20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对其涉及鉴定的具象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中窥视出隐藏于背后的带有规律性的共性问题。 (一)刑事案件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基本现状分析 精神病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鉴定启动、重新鉴定以及不同鉴定意见上。本文基于精神病鉴定对诉讼的影响与制约关系以及研究的需要，对实践中的鉴定案件未按照上述问题的顺序予以安排。 从表1精神病鉴定的现状中发现以下问题： (1)职权机关对精神病鉴定主要基于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明显“异常”或者其作案动机存在难以解释的“疑惑”等情形而启动。前者占全部案件的60％；后者占40％。精神病鉴定一旦在侦查阶段启动，在后继的起诉、审判程序中均会引发鉴定意见不利方申请或者职权机关决定重新鉴定。也就是说，精神病鉴定一旦启动，无论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要求的鉴定还是职权机关依职权指派的鉴定，均会引起鉴定争议，并致使后续鉴定多为3次以上。在多次鉴定中，职权机关依职权进行的占60％。这一现象反映出职权机关较为重视精神病鉴定问题，也折射出借助多次鉴定来寻求确定性结论，以此来验证自己决定鉴定的理由以及摆脱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异议的不断纠缠。这种多次的重新鉴定没有任何法律理由的约束，也没有任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