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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土地冲突制度及博弈模型分析 一、引言　　我国的土地冲突主要以强制征收与强制拆迁为代表。前者指的是是国家（征收人）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前提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强制取得不动产（主要是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强制拆迁，是强制征收后的通过暴力为手段强行令被拆迁者搬离的行为，是强制征收的事后处置行为①。2000年以来，强制征收与强制拆迁高频发生集中体现了我国土地冲突。因此，本文皆在探讨如下问题：第一、从历史、法律以及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目前土地所有制结构以及导致土地冲突的成因。第二，在对目前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激励政府进行拆迁的根源；第三，从博弈的角度探讨目前所有制结构低效的原因。第四、以深圳和香港两个代表性的城市为例，结合笔者进行的实地调查，探讨征收、拆迁有效的制度实践。　　二、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及土地矛盾的根源　　（一）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　　历史及文化因素的交织共同造就了我国土地城乡二元制的所有权结构。所谓二元制，指的是城市土地国有制以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有学者曾用“有意的制度模糊”②形容目前中国的独特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现状。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起源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集体化运动，于1958年至1980年期间形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组织形式。随着80年代的非集体化运动的展开，原先的人民公社被乡镇取代，生产大队则被新的组织形式”“行政村所替代，之前的生产队则更替为自然村及村民小组。历史的这种演变使得集体产权属性更加模糊，进而为“村民或者集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供了可能性”。④。譬如，强制拆迁及暴力抗法多见于集体土地之上，由于集体土地的不可转让性，及政府对于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方政府受激励于土地财政，通过土地储备程序将农民的土地收回，高价转让，赚取其中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但过程本身，并非市场化行为，并没有创造新的社会价值。　　（二）城市化进程及分税制改革　　城市化的扩张以及对于集体土地立法工作的搁置，集体土地的产权并未得到清晰、明确的界定。90年代初，国务院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⑤，同期，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在1994年达到近20年以来的峰值（分别为8.2%及62.5%）⑥，在这之后的十五年内，工业对于GDP的贡献率及拉动作用趋于缓慢下降，工业增长趋于下降。　　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陷入到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进一步深刻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更加倚赖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将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三类，其中占财政税源最大头增值税被划分为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企业的消费税被划分为中央税种。而土地税收则属于非预算资金，并不受“分税制”所管理。根据《土地管理法》，征收、开发和出让集体用地的权限在于政府，并且通过征收而来的土地价格远远低于通过招拍挂等形式土地出让价格。自此，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预算外收费项目以及非预算资金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生财之道⑦。分税制改革虽然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但却使得工商企业收入逐渐脱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非预算资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及税收的主要来源。　　（三）导致土地冲突的其他原因　　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以及分税制改革外，亦有学者提出土地储备制度以及开发商结构性的投机行为诱发了我国的土地矛盾的冲突⑧。储备制度本身，指的是政府通过委托诸如土地储备中心，以“征用、收购、置换”⑨等方式，集中土地，进行初次整理和开发等前期工作，再通过“招拍挂”等形式将土地投放市场，满足城市各类建设用地需求。自1996年上海成立我国首个土地发展中心以来，迄今已有1000多个市县建立了城市土地储备制度⑩。土地储备制度与分税制改革一脉相承，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控制了土地一级市场，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垄断。　　此外，对于开发商的结构性投机行为，有学者指出，由于利润的差距，开发商过多地投资于别墅及高档住宅，使得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中小户型的需求得不到解决，这种投资行为既无法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也可能引致房地产泡沫。但是报告指出○11，自2011年以来，平均土地成本占销售均价的比重不断增长（甚至在部分一线城市达到了房价的40%-50%左右）。此外，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12从1990年至2000年的3.65增长至2005-2010年的4.97，进一步佐证了开发商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比例严重下滑。　　三、真实的激励：我国土地问题的数据分析　　（一）土地出让收益的分析　　土地冲突问题本身涉及面广，从理论论证难以反映其全貌，因此，笔者根据相关数据○13，对包括土地出让收益、土地违法案件查收结果以及国土资源行政复议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对于该统计工作鲜见于其他文献。　　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在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