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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理论新思索 　【内容提要】经济法是20世纪法律体系适应社会本位思潮的一大创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基石范畴，由此决定了其性质——公私交融，价值——社会效益和社会公正，功能——平衡协调经济运行，原则——适度规制与适度自由相结合，体系——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 【关 键 词】经济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价值 　随着改变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对经济法的研究亦须进一步深化。笔者拟就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略述拙见，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经济法的基石范畴 　　任何一门学科，均为范畴逻辑推演、序列而生的范畴体系。其中作为逻辑起点，规定并贯穿着整个体系衍生的，则为基石范畴。它在体系中居于奠基和起始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是一个。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石范畴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广义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狭义上则指社会物质利益，也就是社会经济利益，既蕴含现实利益，也蕴含将来利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它蕴含着后者的某些成分，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石，就是因为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创造并发展了经济法。历史已经证明，法律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求，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总是体现为上层建筑对某种关系保护的需要，总是以某种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法律的实质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赫克曾指出：“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因此，“利益——法律体系”可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缩影。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决定着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平等自由，要求保护个人（商人）利益，于是产生了以自由协调方式调整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法；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的需求，产生了以命令强制方式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进入20世纪，正是由于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社会利益保护益愈迫切，经济法、社会法才应运而生。而二者的区别又在于社会法保护的是全方位的广义社会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狭义社会利益，具有鲜明“经济性”，而且主要在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由上可见，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方法之间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即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更以其固有的解释力和推演力，完成了对经济法必然性（即产生发展规律）、应然性（即价值理念）和实然性（即规则制度安排）的整套逻辑贯穿（后面阐述），因而是经济法范畴的起始和核心。 　　二、经济法的性质 　　公私法的划分本是西方理论，前苏联和我国曾一度否认或回避，但在近现代社会，这种划分是合乎客观实际的。私法、公法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其分别保障个体合法权益的实现与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关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行政法的公法性，已为国内法学界所公认，但对经济法的属性却颇有争论。有的称之为“公法”，有的称之为“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有的称之为“社会法”，等等。笔者通过反思，以为经济法应是与上述称谓都不相同的公私有机融合的新法域。这一性质，可通过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赋予的经济法的内涵、使命，社会经济利益促就机制矛盾运动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以及经济法内容属性的剖析来说明。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赋予了经济法“社会优位、个体基础”的辩证内涵。即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促就社会利益，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去赢得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牺牲较小的自由去争取更大的自由，以“不自由”、“不利益”的方式去光大真正的自由和利益，进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当然，这是一种类似“帕累托效率”的理性状态，但经济法的使命就在于不懈地迫近这一状态。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既利己，又利他，使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隐存其中，并自发促就。换言之，社会自治机制在商品经济时期确能实现社会与个体的相对和谐。但在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体私利无限膨胀的天性，势必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同时，市场本身存在着天然缺陷（如公共产品缺陷、信息不对称、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作用有限、自我调节恢复作用有限等），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受到严重损害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进而恢复经济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的格局。这就需要依赖外力强行推进，对自由放任的社会自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