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均衡司法体认.docVIP

罪刑均衡司法体认 　　罪刑均衡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原则，更是刑事司法的指针。只有通过有效的司法活动，罪刑均衡才能真正实现。本文拟从司法的角度考察罪刑均衡问题，以期我国刑事司法的进一步合理化。 　　一、罪刑均衡的司法发展 　　刑事立法所确认的罪刑均衡是相对的、普遍的，因而是一般均衡。而刑事司法是以个案处理为内容的，因而将刑事立法所确认的一般均衡适用于具体案件，便实现了个别均衡。因此，个别均衡与一般均衡有所不同。我国学者李贵方认为，罪刑相称性可以分为整体的相称性与具体的相称性。[1]整体相称性指有关评价的宏观一致性，包括：（1）对罪行严重性评价的一致性、对不同严重性层次的犯罪，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保持基本的一致性。（2）对刑罚严厉性评价的一致性。（3）罪与刑之间比例上的相称性，实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相似犯罪相似刑罚，就实现了罪与刑在比例上的相似性，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对普遍公认的较重犯罪适用比较轻犯罪更重的刑罚，对相似的犯罪适用相似的刑罚，这个判决就是合理的，相称的。具体的相对性指对于一个孤立的具体案件，罪与刑是否相称，也就是说，刑罚是否恰当地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具体的相对性表现为：（1）不同法官之间适用刑罚的相称性。（2）不同法官对不同罪犯适用刑罚的相称性。应该说，整体的相称性更多地表现在立法上，它是具体的相称性的基础；而具体的相对性则更多地表现在司法上，它是整体的相对性的个别化。由于立法具有一次性的特征，同为刑法典总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整体的相称性在立法上的确认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而司法对个案的处理，却是一个对法条的反复适用的过程，而且由于个案千姿百态极为复杂，因而具体的相称性的判断更为困难。 　　法国学者魁奈指出：一般说来，中国的刑法是相当宽大的。如果说刑事审理过程中的重复讯问拖延了审判，那末最终的审判决定却是确实可靠的，始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做到量刑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合。[2]如果说，中国古代刑法是否宽缓尚存不同看法，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司法中，对于罪刑均衡的追求应该说是确实的。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奉行罪刑均衡原则，其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中庸”的说教表达了“均衡”与“和谐”的观点。例如，中国思想家荀子就把爵贵和贤德、刑罚和罪过视为一种对等的报偿关系，不能随意轻重，而应该贵必当功、刑必称罪。荀子指出：“凡爵列官职赏就刑罚，皆报也，以类相比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当罪，不详莫大矣。”荀子还指出：“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同为罪刑失衡，轻罪重罚或重罪轻罚，人们对犯罪的痛恨转变为对法律的仇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仅不得其威，反招其侮。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活动中，不仅重法理，而且重情理，情理成为衡平因素。正如美国学者金勇义指出：在中国古代所有案件中，实在法是判案的标准，而习惯和伦理原则也得到同等的运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官府有时候倾向于以基本的人性（“情”和“理”）眯断案。在没有特殊条款可适用的案件中，极大部分是根据人的情感以及想当然来作出衡平判决的。以这个更高的公平和正义的标准来断案，有时候甚至取代了成文法的严格适用。但也应当注意，这种修正和判决大多数是由高级官府作出的。另一方面，下级法院的法官几乎没有自由裁量权。他们在定罪量刑时十分小心和谨慎，因为，如果他们在断案时受个人情感支配的话，他们很可能要为此遭受刑罚。对他们来说，法律成文法是衡量事实与具体情况，平衡罪与罚的指南，既不能过之，亦不能不及。中国法律中罪与罚的平衡或者公平的概念，可以见之于对诬告的惩罚，“反坐”这个词，意味着转换判决，就是要把诬告者因诬告而可能判处的刑罚转判给诬告者。[3]显然，在中国古代刑事司法活动中，罪刑均衡是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甚至可以为此而牺牲罪刑的定性。当然，由于各种因素所决定，罪刑均衡在司法活动中并非都能得到贯彻。尤其当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发生动荡的情况下，基于“治乱世用重典”的祖训，奉行严刑苛罚，轻罪重刑、罪刑失衡也就在所难免。 　　西方法律传统中的罪刑均衡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衡平”（Equity）的概念。根据英国法学家梅因的考察，衡平是为使法律和社会相协调而提出的命题。一般认为，衡平Equitas就是希腊文XoXrys，即平均或按比例分配的原则。衡平是以一定的法律存在为前提的，它是对一定法律的校正，使之更为适应社会生活。因此，衡平不同于立法，它实际上具有司法的性质。但两者又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梅因指出：如果衡平的名词可以用作是或非的标准，而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规恰巧是根据了这些标准而调整的，则立法可以说是根据了衡平而制定的；但即使是这样，这些法规所以能有拘束力，仍旧是由于立法机关本身的权力，并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所根据的原则的权力。[4]平原则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够根据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