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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制度在欧陆形成及其对刑事诉讼制度影响 　关键词: 自白制度/纠问式诉讼/法定证据制度 　　学界一般认为，证据制度(无论神示还是非神示的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的产生具有同步性。然而，作为证据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之自白制度的产生却具有特殊性。从诉讼发展史来看，自白制度的产生与国家体制及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史前和早期奴隶制乃至封建领主制时期，并不具备自白制度生成的体制性和制度性条件，即便古罗马帝国时期纠问式诉讼制度下，自白在司法中得到一定范围的运用，但自白制度仍处于一种初始形态。[1] (p. 62-65)真正意义的自白制度的确立，始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代。本文拟就欧陆自白制度的形成及其对欧洲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作一初步分析。 　　　　　　一、自白制度在欧陆的形成 　　司法制度总是随着政治体制的演变而变化的。在欧洲大陆，封建君主通过较长期的力量积蓄和对领土的经营，其势力范围增大，实力渐强，君主逐渐取代领主，居于统治地位，大致在13世纪前后，欧洲社会渐入封建专制时代(有的学者将13—16世纪称为欧洲大陆“黑暗的时代”)。① 卢梭在评价封建专制的特征时曾指出：“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这样，善的观念，正义的原则，又重新消失了。在这里一切都回到最强者的唯一权力上来，因而也就是回到一个新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新的自然状态并不同于我们曾由之出发的那种自然状态，因为后者是纯洁的自然状态，而前者乃是过度腐化的结果。但是，这两种状态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是那么小，而且政府契约已被专制政治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暴君只在他最强者的时候，才是主子；……”[2] (p. 145-146)这段话充分表明，在欧洲封建专制时代，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臣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无平等、自由的权利可言。以南意大利诺曼王国为例，1231年以来建立的君主政体所颁布的《奥古斯都法典》与在王国初期对国王地位和王权的疏缓立法已有很大差别。该法序言明确指出：“各国王侯是决定人的生杀的法官，并在某种方式上是神命的执行者，他有权决定……每个人的命运、财产和地位如何。”[3] (p. 516-517)显然，在欧洲大陆，君主的专制统治存在于当时欧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司法领域。通过司法运作，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有效控制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成为封建专制政权的根本目标。因此，随着欧陆专制君主政体的确立以及君主专制因素对司法渗透所产生的控制犯罪的倾向性，实际上引起了这一时期欧陆刑事诉讼体制和制度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也是自白制度真正形成的过程。 　　　　(一)刑事司法组织体制的转变——法律学家阶层的形成 　　欧洲大陆初入封建时期，君权示弱，领主权力呈强，与之相应的领主司法及所适用的“同类相判”制度，通行于领主领域，领主与领主，臣民与领主之间相安无事，各得其所。然而，随着专制君主体制的建立，王权的强势地位得以确立，原有封建领主司法裁判体制不再适应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这不仅因为领主司法对君主司法存在的排斥性，而且更重要在于领主司法中的“同类相判”原则的固有缺陷性。法国史学家基佐在评价“同类相判”原则时曾指出：“由同等地位的人来审判和封建的法庭是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有效的保证呢？我对它非常怀疑。如果这个社会可以有效地运用司法的功能，一个罪行，不论任何诉讼手续，都可以由公民们自己作出适当的判决的话，即必然是，那些被请来担任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可以经常方便地立即集合的，他们惯常住得互相靠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习惯，他们觉得根据同样的观点考虑并彻底了解与他们负责审判的案件有关的种种事实，是方便而当然的事。但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这种事。那些时时被召集来审判他们的同等地位的人的封臣们，几乎都是互相陌生的，他们都孤立地住在自己的产业上，并无亲密的或频繁的关系。……封臣们往往多半不太想到他们的封建主的宫廷里来，他们不愿意来，谁能强迫他们呢？他们对于来，没有直接的兴趣，而且一般说来，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中，爱国心是不可能被高度激发出来的。因此，只有很少的人会出席封建的法庭，它们不得不满足于很少的几个助手。”[4] (p. 203)很显然，封建领主裁判在组织审判的能力上是存在问题的，审判的效率也是低下的。而且，“判决之执行，争讼后司法上公认的公理之重建，是封建社会所缺乏的。”[4] (p. 202)由于作出裁判的人与当事人地位和身份相同，尽管其居中裁判，但其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何况裁判的随意性和裁判者个人因素导致的裁判不公，使最终作出的裁判往往缺乏应有的有效性，不被当事人执行，这种状况使领主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