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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中行政服务能力构建 　　摘 要：我国确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现在行政公开与服务行政理念的同时，还对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进行了回应。立足于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视角分析该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此，应当在遵循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目的与服务行政理念之基础上，从扩大帮助权受益主体范围、取消帮助权行使条件限制、建构服务给付的正当程序、明确行政服务的救济途径及建立政府信息申请教示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 键 词：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型政府；行政服务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2）12-0025-06 　收稿日期：2012-08-24 　作者简介：安晨曦（1982”），男，河北张家口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一、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服务制度的内涵界定 　政府信息管理机关在社会契约意义上是社会公众信息权实现的服务机关。目前学界对于行政服务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行政学等领域，而以行政法学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2010年3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率先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将行政服务纳入到法治化的范畴。《规定》第2条采取概括加否定列举的方式将行政服务①界定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要求，为其提供帮助或者办理的除行政审批、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及公共服务以外的有关事务的行政行为。王宇飞博士在《规定》的基础上对行政服务的内涵进行了完善，认为“行政服务是指行政主体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和要求，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为其提供帮助、答复质询或者办理其他一般行政事项的行政行为。”[1]笔者认为，行政服务作为服务行政模式下的新型理念，已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程序中得以体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所确立的便民原则与行政服务宗旨。②本文研究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服务制度即为便民原则精神的实际应用与应有价值体现。 　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中的行政服务，既是一种行政法律制度亦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形态的行政服务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在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的过程中，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为实现其信息权而提供的帮助、答复咨询或者办理其他政府信息服务事项的行政行为。而此种行为的整体运作等制度性安排及运行原理，即行为规范体系则是行政服务制度。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服务行为以申请人提出服务请求为前提，因而有别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目录等依职权而为、非特定对象、间接性的，为权利人获取信息提供便利或指引的行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作为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回应，本身即属于服务行政模式下柔性行政行为范畴的一种信息给付服务行为，因而行政服务行为也有别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所为的结果意义上的政府信息给付行为。 　二、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服务制度的域外考察与启示 　（一）域外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服务制度的考察 　瑞典于1766年颁布的《新闻自由法》在世界上第一次赋予了民众享有对公共机构所掌握信息的获取权。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该项权利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得到了广泛承认，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通过了信息权法。其中多数国家法律规定了在信息获取程序中政府机构的服务义务。 论文代写 　⒈从国际人权法律文件的角度考察。国际人权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 “普遍性的保护表达权”之现代意义当解读为，“信息权包括寻求公共机构所持有的信息并给予获取之便利的权利。”同时，全球自由表达运动“第19条”组织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原则》中列出的九项信息权立法基本原则就包括“为行使信息权提供便利的程序”；此外，截至到目前，《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2002年建议书》（以下简称《欧洲委员会建议书》）对信息权立法所应遵循的标准规定最为详细，其中包括有“应当尽一切可能地提供帮助”之标准。 　⒉从地区标准的角度考察。如1994年地区性非政府组织“美洲新闻协会”召集的“半球言论自由会议”所通过的《查普特佩克宣言》阐释了《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规定的对表达自由权之保障。其中不仅包含有获取公共机构持有信息的权利，而且也声明了给予便利的义务，如“法律必须强制权力机构以及时而又合理的方式为获取公共部门所产生的信息提供方便。” 　⒊从主权国家立法的角度考察。2005年印度的《信息权利法2005》第5条第3款规定，信息官员一般都需要向申请人提供合理的援助；2005年日本修订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第4条规定，应“尽力”提供援助以使申请人获取有用的信息；2001年南非的《信息公开促进法》要求“信息官员必须对申请人的申请提供合理、免费和必要的帮助。”2005年乌干达的《信息获取法案》第12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