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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个人人格构造中伦理及技术 　[摘　要]　近、现代民法的个人人格，是在伦理基础之上的法律技术的产物。罗马法将“身份”作为生物人与法律人的连接点，形成了“界定适格者并使其成为法律主体”的人格塑造技术，并延续至今。法国法以自然法观念上的“理性”作为实定法中的人的依据。德国法在人的伦理属性基础之上，建立起“权利能力”的概念，实现了法律人的依据由伦理到实定法规则的转变。近代民法所开创的“抽象人格”技术，在今天剧变的社会环境下，仍然具有生命力。 ; [关键词]　自然人；人格；权利能力 ; 任何法律部门，均是以人作为适用的对象。民法这一规范私人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更是关注于人的本体。人作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万物之灵”，自其产生之日起，对于“我是什么？”“我应该是怎样的？”这样的哲学思考便从未停止过。思考的结果，就是人的概念被深刻地打上了道德伦理的烙印。“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1〕 （Ｐ120）于是，民法上的人的构造，自始便被笼罩在人的这种伦理性的背景之中，并最终建立在伦理思想基础之上。因此，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由古至今民法上多姿、诡秘并且富于争议的人格法律技术，放置于其伦理思想的背景之下来进行考察，将有助于破解民法的人格构造法律技术之谜，并且把握这一技术的脉络与要义。 ; 一、人的身份：“界定适格者并使其成为法律主体”的方法 ; 古罗马法的人法制度，以“人格的身份化”为其基础。这首先表现为，并非所有的人皆可以成为罗马法的主体。“除了是人以外，还需要具备其他基本条件：是自由的（statusliber tatis），而且，就市民法关系而言，还应当是市民（statuscivi tatis）。”〔2〕（Ｐ29）其次，在法律主体的领域内，针对于家庭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取得，法律人格又被进一步细化为“婚姻资格” （ｃｏｎｎｕｂｉｕｍ）和“交易资格”（commercium）。即在罗马法上，除了取得一般人格（persona）的基本要件之外，“还有许多决定人是否能够取得特定权利的条件……其中一些条件具有相当普遍的价值”。〔2〕（Ｐ29）这种限制特定权利取得的条件，包括了家族血缘、性别、国籍以及是否为被解放的奴隶等等身份要素。由此可以看出： ; 第一，罗马法上存在着鲜明的“生物人”与“法律人”的对立。罗马法上“homo”（生物人）与 “persona”（人格、面具）二词的区分，就精确地道出了生物人与法律人的这种犹如“演员本人”与“所演角色”之间的分离———“正如人生如戏， 每一个人在戏剧中扮演如所带面具之角色，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之法律关系中，同样演出面具所象征之角色。”〔3〕（Ｐ75）这种“人”与“人格”的分离，意味着这样一种法律技术，那就是法律人乃是法律从生物人中“界定适格者并使之成为法律主体”的结果。 ; 第二，在这个“界定适格者并使之成为法律主体”的技术中，法律的“界定标准”乃是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如前所述，这一标准在罗马法上，就是“身份”。换言之，诸如血缘、国籍、性别等人的身份， 在罗马法中，是连接生物人与法律人的逻辑桥梁。进而可见，正是由于罗马法的人格界定标准是“外在”于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某种“内在”的属性，如“资格” 或者“能力”，所以罗马法中的“人格”的取得，并非所谓的“权利能力的取得”。标志着罗马法上人格或人格取得的“persona”以及 “personalita”一词，亦不能认作是今天“权利能力”的最早渊源。事实上，一个人是否具备承载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属性，从来就不是罗马法所考虑的问题。 ; 第三，由此可见，在罗马法上，法律人格只不过是“拥有特定身份的生物人”。由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身份，系直接来自于社会生活，因而罗马法上的人格，是以生物人的身份个性为基础的“具体人格”。罗马法上身份的多元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格状态的多元性，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法律上的具体人格的特性。与此同时，在这个特征之下，人一般的、内在的价值、尊严等“伦理性”要素被当然地排斥在法律上人格取得的依据之外。 ; 罗马法这种建立在身份基础之上的不平等的人格制度，与当时对于罗马社会影响甚大的希腊斯多葛哲学的自然法观念，形成了强烈反差。斯多葛哲学把“自然”的观念置于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所谓自然，……就是支配性原则……这种支配性原则在本质上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是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的。”〔4〕（Ｐ13）根据斯多葛哲学的自然法观念，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又演化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系列原则，即只要在世界国家的家庭中，共同服从自然法的人，不论其原来的国籍、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