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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立法修辞要素解决方案 　在现代国家中，法律成为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概念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人人守法，而且人们遵守的法律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①立法质量的高低事关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那么，立法者②如何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从而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呢？ 根据法律商谈理论，法治理论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就是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合法律性”本身不能为法律自身提供正当性依据，自然也不能作为人们自愿遵守法律的理由。那么，法律的正当性应如何建立？哈贝马斯认为，法律的正当性，并不是来自于主权者的命令，而是建立在商谈和论辩的基础上的，即应以基本的共识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商谈理论与新修辞学是殊途同归的。③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佩雷尔曼也认为，单纯的暴力不仅不能成为良法的理由，而且还会使立法权威的地位岌岌可危。当立法者认识到他所制定的法律并未达到不证自明的程度，而且立法也不能武断地强行通过时，他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使民众得以自愿接受。④而通过提供可信的理由进行说服正是修辞的功能所在，如此，立法过程也为修辞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修辞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将修辞与立法学结合，对于我们探讨提高立法质量，从而提升作为立法成果的法律自身的正当性，或许是一条可探索的进路。 一、何谓立法修辞 当今学界关于修辞概念的阐述可谓迷雾重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修辞进行了界定和研究。例如，Bitzer和Black将修辞界定为“象征或象征系统借以对信念、价值、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的那个过程”。⑤伯克认为修辞是“人类施事者通过词语的使用促使其他人类施事者形成一定的态度或采取某种行动”。⑥当代行为主义修辞学家杰拉德·豪斯(Gerald A. Hauser)认为修辞是一种力图促进社会合作和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交际行为，是有意识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取得预期效果的言语交际，是为了促进社会合作而对语言符号的运用。⑦我国学者邓志勇将修辞界定为“对可利用的明智地处理社会问题的话语手段的寻求”。⑧ 虽然这些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学者们在对修辞概念的界定中表现出了共同性，即修辞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语言表达的技巧，它们已经将关注的重点放到对人类相互行为的研究之上。修辞学的这种发展与语言学的转向具有密切联系，正是在语言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的关照下，修辞获得了超越纯粹语言、超越工具技巧的内涵。虽然新修辞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但从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修辞学与语言学似乎却有渐行渐远的趋势。“修辞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倾向于将语言学看成是与自己存有深刻而带根本性分歧的异己学科。”⑨可见，修辞理论虽然一直都在关注语言的策略性使用，但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语言使用技巧。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修辞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修饰，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人们在思想上接受论证者提出并争取相对方接受的论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修辞是一种实用的技术和方法，它主要并不是进行文体、文采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一种修饰语言的艺术或者技能，而是一种说服人的手段或技术，它挖掘了语言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在这一前提下，修辞范围究竟有多大，学界仍论争不断，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大小修辞理论的论争。简单来说，赞成“大修辞”者往往将目光投向“一切象征和语言的应用”，认为“所有说服性行为都是修辞行为，一切象征和语言的应用都是说服性的，因而都具有修辞本质”。大修辞理论其实是将修辞上升到本体存在的高度。而提倡“小修辞”者则认为不应该把什么都看成是修辞，如果这样世间也就不存在任何“非修辞”，这就会造成修辞无所不在却又什么地方都不存在的吊诡局面；而且，从学术评估的角度看，修辞研究的涵盖面越广，它的功能也就会越小。⑩由此，根据大小修辞理论所确立的定义模式，狭义的修辞主要是指一种使用语言的技巧和方法，是对语言的加工活动。具体到立法修辞则是指立法者根据制定规范的需要，选择、配置最佳语言形式，提高表达的准确性，并借以增加表达效果的活动。广义的修辞则不仅是文本上的修辞手法，还包括逻辑推理以及立法过程中所有用以增强说服力的手段。如果我们把立法的过程认定为生产法律产品的过程，那么立法修辞则是这一产品的外包装和促销手段。在此，本文将取修辞的广义范围。立法修辞就是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为获得人们对法律内容的认同而采取说服性手段的行为，这不仅包括立法者对立法语言的选择、加工、润色，还包括立法者为在立法论证、立法报告以及其他立法过程中所使用的说服性方法和策略。立法修辞不仅是立法过程中语言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也是一种理性论证说服的方式。 笔者虽将立法修辞概念的外延界定得比较广泛，但其与所谓的“大修辞”仍有所区别。立法修辞是一种提升立法质量的方法行为，并没有其成为一种本体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即区别于本体论的修辞学。因为，过于夸张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