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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决策听证中专家参及机制 　在我国，听证制度应用于具体行政行为，最早见之于《行政处罚法》。后由《价格法》开听证制度应用于行政决策之先河。近年来，伴随着依法决策理念的推广和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演进，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行政决策领域。专家学者是行政机关的决策“外脑”，在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引入专家参与机制是基于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听证制度应有之意。 　专家参与机制于法、于政策均有据。中央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曾多次对行政决策听证中的专家参与机制做出规定，如《国务院加强市县两级政府依法行政决定》第七条“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行政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专家便是 “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的主力军。听证制度在价格决策领域应用较为纯熟，在对价格决策听证做出专门规定的文件中亦对专家参与机制予以确定。由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根据《价格法》制定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修订版）第九条规定：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上述规定均说明，将专家参与机制引入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有着坚实的法律和政策基础。 　一、专家参与机制的功能定位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专家”即为“对某一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在听证过程中，他们依托专业知识，提出对决策事项的意见。将专家引入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对促进听证制度发挥其在行政决策中的功能至关重要。专家参与机制在听证制度中的功用主要体现于技术和政治两方面。 　技术功能。在技术上，专家参与机制在听证中发挥“技术安全阀”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明确听证争议焦点。听证各方的意见可能是激烈而不成熟的，有的甚至缺乏科学依据。听证设计中通过将不同界别的专家引入听证会，发表其专业意见，使听证参与人员明确听证各方的主要分歧为何以及相关观点是否于理有据，这有助于听证各方理解并接受最终的决策。另一方面，有利于科学决策。“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尤其是在专业分工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术业专攻”更体现它的优势。行政机关是决策的制定者，但其专业能力往往难以应对某些重大复杂决策的技术要求，专家参与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使行政机关的科学合理决策成为可能，为决策质量保驾护航。 　政治功能。首先，促进民主进程。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公民开始越来越关注精神世界的追求，对政治的参与意愿也愈加强烈。但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公民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在听证制度中的作用。专家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公众专业知识不足的缺憾。同时，专家作为公民，本身便拥有参与听证的权利，专家参与有助于提高公众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促进民主决策进程。其次，监督作用。相较公众，行政机关在信息发布、政策制定上均有绝对优势，这可能出现行政机关利用其占有的优势资源“愚公众”的行为。专家的存在可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防止这类行为的出现。从听证信息发布的真实性、行政机关陈述观点的合理性、到最终决策的科学性进行全过程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恣意行为。最后，中和作用。在官民冲突不断加深的今天，不排除有些听证参加人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来参与听证会。专家的存在可以对听证会中出现的不合理声音或者过激情绪做出科学性的中和，使超越理性辩论的意识形态攻击得以减少，源自听证会的政治或个人冲突，就会被调校到最低点。 　二、专家参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典，对于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的专家参与机制的规定多零星见于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专家参与机制在行政决策中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并未被很好地落实。有些享有立法权限的主体出台的关于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中，甚至没有“专家”的身影，如《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2013年出台）。 　目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的专家参与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筛选标准未明确。专家的筛选标准影响其在听证中的独立性，进而对决策产生影响。参加听证会的专家应当是与利益无涉的、持公正态度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在实践中，某一专家能否参与听证会最终由行政机关拍板，拍板的依据为何公众无从知晓。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公开的标准筛选专家，而不是仅凭个人喜好和需求，选择“听话的”专家参与听证。倘若这样，听证制度中的专家参与机制也便毫无意义。 　第二，地位、身份未列明。专家作为听证会参与者之一，应当以其专业知识，发挥有别于其他听证参与者的作用。但已有的文件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在已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并未发现对专家地位及身份进行述及的专门条款。以享有立法权限的珠海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颁布的《珠海市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