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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法院及行政诉讼体制完善 　摘要：我国行政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现象普遍，为摆脱地方政府干扰，增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微调，但成效不佳，无法从实质上推动司法体制彻底革新。建立行政法院，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根本举措，实行三级法院、两审终审制和管辖争议处理制度，健全相应配套措施，推动行政司法体系完善，使其成为独立于现行司法体制的审判机制，有利于行政审判机制的长期健康发展，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和最后落脚点。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行政法院；行政干预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4-0056-02　　作者简介：王涵（1994-），女，汉族，黑龙江七台河人，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制度予以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遵循既有的行政诉讼管辖体系，处理行政诉讼案件。不断推进我国法制发展。对于推动行政诉讼这一审理模式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在当下中国迈向行政法治的进程中，立法滞后和法治社会需要之间形成极大反差，各种制度创新纷至沓来。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出现诸多需要突破的困境。“司法行政化”和“法院地方化”的诟病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三难”问题已屡见不鲜，这些无疑与《行政诉讼法》设立的宗旨大相径庭。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对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进行微调，但均未能缓解我国行政诉讼的“尴尬态势”。如何实现“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对理论和实践的误区予以矫正，成为行政审判改革的第一要务。　　一、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功能异化”　　（一）困境之：现行行政案件诉讼管辖制度，滋生“法院地方化”　　当前，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所确立的管辖制度，我国实践基本形成了以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为主，指定管辖、提级管辖为辅的管辖体制，这一体制成为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的瓶颈：其一，行政审判体制不独立。司法与行政辖区合一。这种“过分依附”的关系，滋生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其二，行政体制的规定，原告选择诉讼法院的权利无法保障，当事人双方并非平等主体，一味的照搬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审理制度，便使利益的天平更加倾向于行政主体。其三，针对无法保障原告诉讼利益的现象，并未赋予原告寻求救济的权利，原告不享有管辖权异议，对于“司法不公”只能被动承受，无力改变。　　（二）困境之：“不明确性”“不可操作性”加剧了“低审级”的状况　　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是行政诉讼管辖的主要方式，基层法院审级低，法官综合素质无法达到追求“实体公正”的高度，滋生不公正审判的比例高。《行政诉讼法》中的内容，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辖区内重大、负责案件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但对重大、复杂、特殊原因都没有进行解释，给予管辖制定如此大的弹性空间，法院受理案件有极大的自主选择权，使得案件在确定管辖时存在困难，“踢皮球”现象严重，上下级人民法院相互推诿，公民的诉权得不到保障。　　（三）困境之：“不公正”演变成“案件数量低”“司法资源浪费”　　司法系统不独立，衍生司法裁判不公正，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应有利益，最终影响的是我国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以及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导致民众“信访”不“信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法院受理行政案件70余万件，平均每个法院每年受理不到20件，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甚至出现“案荒”，大量的行政审判庭闲置，“高成本”与“低效益”两相对比，显得极为不协调。　　二、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探索之路及其不足　　随着行政诉讼体制弊端不断显现，行政司法改革的呼声愈发高涨。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对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作出微调，为行政审判拓宽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这些改革措施均在现有“司法框架体系下”做出，无法突破我国司法体制固有障碍，最终都黯然收场。　　（一）探索道路之：提级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微调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策略是“有限提级管辖”。提级管辖可以改变审判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实现司法公正。　　但随着“提级管辖的试点工作不断开展，其实施遭遇瓶颈：提高行政诉讼审级，只是减少行政干预的缓冲措施，这一措施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干涉司法审判，相反加大司法干预的成本，使得经济成本与司法权威双双受损。其二，司法权威再度收到挑战，造成司法信任危机。损害民众对司法审判的尊重和信仰，导致“信讼”不如“信访”的现象普遍。　　（二）探索道路之：异地交叉管辖　　《若干解释》施行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先开启了“异地交叉管辖”。异地交叉管辖，受案法院与行政机关没有依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长期的实践中，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首先，异地管辖冲击了原有的行政诉讼程序。在现有的行政诉讼管辖体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