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创新分析.docVIP

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创新分析 　一、我国赃物善意取得的现状 　首先，在探讨这一问题前先明确赃物的概念，赃物是指贪污、受贿、盗窃等用非法手段获取的物品。 　我国有关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在《民法通则》《物权法》中都并未明确规定。《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该规定表明仅当赃物的类型限于票据，并且获取手段为欺诈、偷盗或胁迫时，才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此外，1998年发布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表明了机动车作为赃物时也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关于办理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也只明确规定仅通过诈骗犯罪而取得的赃物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所以，综上表明，我国对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目前在适用对象的范围上还是有所限制，有关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并未得到普遍承认，仍有待发展。 　二、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原因 　第一，这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只有民法才可以调整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刑法不能调整，是因为刑法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刑罚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行政法也更不可能规范，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还需要考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能单纯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角度考量。而被害人，亦即处分权被侵害的人能否向善意受让人要求返还，关键在于善意受让人取得赃物时的客观情形以及双方主观上的意思表示，而这恰恰是民事法律，尤其是物权法的调整范围。 　第二，执法过程中有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可能。由于没有明确对赃物处置、管理的规定，甚至原有所有权人都没有从善意第三人处取得“赃物”的法律保障，所以执法人员相对而言具有了更强的自由裁量权。缺少明确统一的规范，执法人员无从参考，这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的尴尬局面，违反了法律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执法人员直接将赃物据为己有的腐败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当事人对所持物品所有权、处分权的预期性，也损害了国家机关和法律的权威。 　第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流通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市场更活跃，市场种类、交易方式也更加多样，网络购物、电视购物、二手市场也在不断蓬勃发展。但是消费者基于交易成本和现实能力的考量，消费者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成本、也没有足够的信息，甚至交易本身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购买任何一件商品前都要分析、调查该商品的来源，即使询问卖方也不一定获得真实答案，甚至卖方本身也并不清楚该商品的真实来源、途径。如果消费者一旦不慎买到了“赃物”，司法机关的追赃很可能导致消费者通过合理价格，合理渠道买到的商品被追缴，从而破坏了其合理预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长此下去，必然影响交易的效率和消费者的信心，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因此，无论从法律体系的需要，还是保障消费者的合理预期，维护执法机构的权威，以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我们都应该建立起完善的赃物取得制度，使《物权法》平衡交易双方的利益需求，为平衡双方利益设定良好机制，综合考量多个目标，从而使法律发展进步到一个新的台阶。 　（一）我国建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 　首先，为了更快更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要加快商品流通速度，但在加速资金周转、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也必须维护交易安全，维持市场秩序，使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发展，所以对建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制度时，不能盲目为了所谓的商品流通而忽视交易安全的需要。同时设定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相当于为执法者设定了执法界限，使之可以在划定的权力范围内执法，防止越权现象发生。所以一旦出现下列情况时，则不应当认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1）以明显低于市场上同类或类似商品的价格购买而又缺少正当理由的。（2）明知出让人并非所有权人或明知该物是赃物，仍取得该物品的。（3）明知出让人是惯窃犯，仍不加以合理注意义务，没有经过询问或其他方式了解而购买的。 　其次，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制定应适应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经济效用的需要，体现了法律制定时要遵循效率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受让人既然能通过善意取得的标准取得该物品，则表明其已经支付了合理的价格，并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这说明该赃物并未被原所有人合理利用、合理看管或者可以表明该赃物的现所有人，即善意取得人可以很好地利用该物，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用。另一方面，为了使善意取得人善意取得的物品归还给原所有人，这需要付出一定的司法成本、执法成本，而这从社会整体看来并不符合经济性的要求，通常为了使之归还给原所有人，会付出更高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往往是不必要的，只需要建立适当的程序和实体规范，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可以受到一定的补偿即可。 　（二）我国目前的立法标准 　如果赃物适用善意取得，那么就无法保护原所有人对该物的所有